天涯书库 > 非常道 > 狂狷第十二 >

狂狷第十二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欲做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他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袁秘书,此何门邪?告以乃新华门。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章疯子外号,从此驰名天下。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席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季刚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忘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郁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地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口号:“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邓之诚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在课堂上经常说:“城里头有个胡适。”他对学问要求甚严,常说:“研究学问每年都要有所长进。”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他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华罗庚读初二时,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黄侃在中大教书时,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骝先也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好,他们去问时,书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复他们:“两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他们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还没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做手枪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则伤心两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闻一多父母为其在乡下娶妻,使得闻极为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跟父母说:“……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有一次,闻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位学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其父。他每次读家父诗文,必指摘之,连说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因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他至多读三行,就会说:好好,然后退还给人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并对人说: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当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唔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开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冼星海拙于言辞,表面看近于木讷,内心热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围环境时时发生冲突。有时,他无处发泄,就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作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毛泽东专门找一些著名人士谈话,高长虹也被邀请。哪知一开始谈话,就不和谐。毛泽东问:“高长虹先生,抗战胜利了,你有什么想法,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毛听了高的话,当时就生气了,请他立即出去。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李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自称: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他为自己作广告说:“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而他被蒋介石训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维运兄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文革”后,萧军复出。他在讲话中说:“我是20世纪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聂绀弩在文怀沙家看见钱钟书送文的诗作,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送来了题赠钱钟书诗一首:“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百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绀弩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济访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见面邀请。林对见面似乎很满意,他对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马行空”,“不拘泥陈腐”。辞别时,林同济说:“我是个老学者。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