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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第二十七

甲午战争后,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之一荣庆开始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寻找良策。但荣庆最想要的是“清闲”:“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数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进谗说,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此时光绪被囚多时。慈禧听了大怒:“我不能先尔死!”后果然,光绪先于慈禧一日“龙驭上宾”。

1914年初,杀害宋教仁的应夔丞自上海越狱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铁路火车上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采用严密的特务网对其周围的人进行监视,以防被人暗杀。周东郊说:“盛世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连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鸿藻都不放心,都有专门特务跟踪。”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地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了蒋介石……”

20世纪50年代,陈立夫在台湾被投置闲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国谋生。他去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辞行时,蒋夫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说:“你在大陆负了那么重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很难适应。送你本《圣经》念念吧,也好在心灵上得些慰藉。”陈立夫不客气地指着墙上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地说:“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希圣拍案而起:“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该领导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轻的朱学渊在北京“上访”,天天在“八大学院”闲逛。有一天“清华井冈山”斗王光美,他和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见到她被红卫兵拉成“喷气式”,颈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联成的“项链”;陪斗的有罗瑞卿,是用箩兜抬出来的,他跳楼把腿跳断了。在地质学院他还见过彭德怀,彭刚从四川被揪回来。30多年后,朱学渊在美国做物理学教授,回忆说,彭德怀那倔犟的面容,还留在他的记忆中。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他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当他离开人世之时,广播里正狂热地播放着他的歌,欢送狂热的青年学生们“上山下乡”: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马一浮已八十四岁,此后不久他即辞世了。

“文革”期间,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脖子上挂了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这句话竟被儿子揭发,为此他又增加了一项罪名和惩罚:每天劳动前,他要向毛主席请罪。

洪秋声是字画裱褙专家,人称古字画的“神医”。他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在“文革”中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