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时 间：2002年9月19日
地 点：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访谈者：定宜庄、张莉
第二次 时 间:2014年7月3日
地 点:从北京到通州
访谈者：同上
[访谈者按]在铁路铺设之前，漕运是京城的命脉，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再从通州运抵北京。早在乾隆末年，从朝鲜出使中国的朴趾源，就在日记中描绘过从通州到北京一路的繁盛景象。他写通州：“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道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他写从通州到北京的运粮道：“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注3
这样的场面，直到清末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推独轮车的苦力之中，有一个应该就是刘子扬先生的爷爷吧。他们从山东顺着运河北上通州，然后又从通州顺着运粮道进入北京，最终在北京扎下根来。到刘先生的父亲一辈已经与北京的旗人通婚。他认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是典型的“满族姑奶奶”了。不过在这篇口述中，最生动的还是那个推独轮车的爷爷，这是由孙子讲述的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爷爷的故事。
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职30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应我的请求，带着我一起从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开始，走那条著名的古运粮道直到通州，走过当年他爷爷背粮食的运河河岸，以及潞河医院、复兴庄等他的爷爷、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沿着大运河进北京，这是当年山东等省贫穷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线之一，刘子扬的祖上如此，后面还要谈到的周桂芳等人的祖辈也是如此。所以本书就从通州的运河开始，再由东向西地展开吧。
刘子扬，1931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即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辑和研究，1991年10月离休。
2002年刘子扬在办公室
(本人提供)
[我与刘先生去通州那天，是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的，一出发就先经过南营房，所以他就从南营房讲起，引录于此，可以与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关松山老人的口述衔接。]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这边有个南营房您知道吗？
刘子扬(以下简称刘)：知道！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以后，搬到这地方住了一两年的时间，我经常上南营房那边去，遛弯儿呀，南营房挨着北营房。
定：就是现在工人体育馆那儿？
刘：对对，北营房拆得比较早。修工人体育馆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就拆了。南营房基本上是整齐的，一个院儿一个院儿的，每一家都有门楼，里边照我们北京话来说是砖瓦房，一边是齐趟的瓦，当间儿是灰。那种砖瓦房。
定：齐趟的瓦是什么？
刘：就是不是整个儿全是瓦房，是一边一趟儿，那一般来说都是北京老百姓的房。这南营房最让我遗憾的，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它要拆，那时候也没相机，也没这意识，我要知道要拆的话一定要留几张好照片，照几张完整的营房院，院墙，门楼，多好啊。等我一听说拆了，我说坏了，连个照片都没留下。
从朝阳门下地铁的桥，就是老的朝阳门桥，朝阳门桥的底下就是护城河。前面这一段就是刚才咱们上车的地方，叫关东店，整个是过去老北京的城乡接合处。我住的这地方叫东大桥，东大桥这儿过去也有一个桥，是出北京之后的第一道桥，对北京防务也有作用，从这儿出去之后就是大郊区了。
这条古运粮道啊，过去是石头的，我小的时候还是石头的呢。日本时期要修从通州到京津的公路线，要把石头起了筑成水泥的，他(们)把石头都扒了，底下是土，一半一半地筑，先筑马路这边，再筑马路那边，也省得阻碍交通。结果那一头还没接到从北京到天津的那条路上呢，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刚解放的时候这条运粮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头的。一直到解放后才把它重新修成柏油路。
就这条马路啊，过去我年轻时候在潞河中学注4上学的时候，保证是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到北京。通州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学生一到星期六，一下课蹬着(自行车)腿儿就往北京跑。在东四那儿有两个电影院，看电影。它这电影是连放的，进来之后直到晚上才出来。
从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道闸，总的称呼就叫“十三道响闸”，哗哗哗……和这条运粮道是平行的。因为通州低呀，船从通州运河进来，进通惠河，要过十三道闸才能到北京。那个闸是双闸，你从下水下来了这个船，进了闸之后，把下头的闸闭死了，把上头的闸提开，这样水面就和上边一边平了，这船就又走，一道一道地走。我还见过呢，现在这些闸一道都没有了。十三道闸每一道闸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第二道闸就在八里桥的东边。一过八里桥的那道闸叫杨闸。最后一道在1947年、1948年的时候我们还到那儿去过，夏天到那儿游泳、洗澡。注5
元代通惠河上诸闸位置示意图
通惠河平津闸(即高碑店闸)今貌(定宜庄摄于2006年)
定：当时这一带都是大粮仓是吧？
刘：不是。粮仓都在从东直门到朝阳门当中的这一块，就是南小街左右。原来由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个仓，通州那儿是三个仓，北京这儿有十个仓，大部分都在这一块儿。
1.基督教改变了我爷爷的一生
刘：我1931年出生，六月二十三生日，今年七十一。六月二十三是阴历，阳历是那年的8月6日，这是后来才查的。我从小就没过过阳历生日，都是过阴历。我父亲是通州人，我可以先说说我父亲家。
我们的原籍老家应当是在山东，不知道是山东什么地方。他们是从运河过来的，就住在运河的岸上，通州的东关。他们一家子都做小买卖，卖小吃的，火烧啊，豆腐脑儿啊，就随着这粮船，粮船一到通州，一卸粮食的时候儿，到晚上非常热闹，那些卸粮的工人往下扛粮食的都饿了，都要吃点东西啊。我爷爷他们家哥儿三个干这个，做小买卖。
我爷爷不爱说话，他给我简单地说过。他一岁多，他母亲死了，我爷爷行五，是由他大嫂把他带大的。老大和老五差出一辈来，我大侄子比我大一百天。我爷爷跟着嫂嫂，自己得挣饭吃。所以他从13岁开始就在粮船上帮人卸粮食。粮船到通州之后，它那粮食不是成口袋的，整个都在仓里边，粮船到了之后现装口袋，往下扛。注6我爷爷身体好，差不多一米九的个子，比我要高，魁梧，有劲儿。他跟我说刚一开始卸粮食的时候都不许穿衣裳的，怕你偷粮食呀，什么衣裳袋子都没有，只能穿鞋，所以鞋就做得特别大。因为粮食都在仓里头，你一进去之后，这两只鞋趿拉着，鞋旮旯儿里头就灌了好多粮食，等卸到岸上之后，回来赶紧把鞋磕了，再去第二趟，多走一趟鞋旮旯儿里就多留点儿。这一宿磕出的粮食就够一宿吃的了。这个说起来还特别形象，鞋大一点呢，能多扣点粮食，可你脚受得了受不了？一方面得掌握好分寸，一方面你还得忍着，有时候磨出泡，有时候磨出鲜肉来。反正就这样，就卸粮食。后来就允许围一块布了，刚一开始连围布都不允许，就赤身裸体。我大爷他们家就在土坝上卖面茶，每次到这儿来就(把粮食)磕打给他。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每天在你这儿吃东西，打个尖儿。
定：您爷爷在哪道闸给人背粮食？
刘：他就在八里桥附近，第一道闸过来之后，就到第二道闸这儿，粮食就上船了。就不往这边走了。
后来他就不扛粮食了。干什么呢，推独轮车，从通州土坝那儿装上车，搭帮结队地(把粮食)运到十三仓，就是十三闸，推到闸这儿给你个签儿，推一石就给一个签儿，回去拿这个签领钱。他身体好啊，人家都一边搁一个口袋，他在车当间儿再搭一个粮食口袋，这样人家推二石他可以推三石，挣得就比别人多。他就推独轮车(把粮食)往船上运。
定：您就是说把粮食直接运到城里来？
刘：运到城里来。还有一种是从船上卸下来之后(船)再回去，就倒上船的这一段。因为什么呢，通惠河接着运河，这个地方过不来船，就得倒船。原来这个地方叫砖坝，那边叫土坝，那边叫石坝。注7
定：往这边运就比较累，倒船就不那么累是吧？
刘：各有各的累。卸船也累着呢。
定：从通州推车到这里得走多长时间？
刘：多长时间不知道。
(车到通州的土坝)
那边就是西岸，西岸特别高，就都是靠粮船的，东岸就一片庄稼地。只要是涨水，这边就一片汪洋。
定：当时他们从土坝往上扛粮是在东岸还是西岸？
刘：西岸，都是在西岸。
定：您说的土坝其实也没有坝？
刘：没有坝，它就是名字叫土坝。那边儿还有一个石坝。石坝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通惠河往北京去的那道河呀，那道河与运河的交汇处。
定：您说您伯父他们卖烧饼的地方……
刘子扬在土坝(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对对，就这儿，西岸了。粮食市儿。你看这旁边是一条内河，这个地方叫闸桥，这边就是回民胡同，岸上就是做买卖的，回民整个在通州运河边上做买卖。都是跟着运河来的，形成通州的回民。回民做小吃可以说是最拿手的，甭管家里怎么穷，出来的东西往摊上那么一搁，那就漂亮。回民穷啊。我爷爷背粮食之后，没事就在那儿摆地摊，就是蒙人啊，套圈儿，知道吧？套上你就拿走了，套不着你就拿钱买圈儿啊，就干这个，干这个的时候就在回民胡同这儿跟这回民打架，拿刀找人家去了，走到人家门口，结果他犯小肠疝气，肠胃往下坠，走不了啦，最后他一赌气，他自己不是带着刀嘛，就把自己割了一刀，他认为自个儿有刀伤药啊，割了之后一上刀伤药不就好了吗，结果割了之后坏了，好不了了，没有办法，快死了。当时潞河已经有西医的医院，美国立的，街坊把他抬到医院，到了医院给他治好了。
我爷爷那时候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信基督教了。他说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就信教了。基督教4个会，注8他是属于公理会的。他没有文化，就在潞河医院注9给人看门，那时候挂号讲究用那木头牌子，他就卖看病的牌子，卖了一年多。后来(有个)牧师，是一个美国人，看他小伙子还不错，送他到潞河书院，让他挨那儿念神学。当时还不是潞河中学，叫潞河书院。他在那儿念了两年多，他就是聪明，念得很不错，英语也能说了。回来之后让他当牧师，他说我不当牧师，我信教是因为教会把我的病治好了。这就不卖牌了，就给医院管药，还当会计，记个账什么的，一直到他退休，60多岁。
我爷爷住在通州区复兴庄，是原来西仓的晾米厂。1900年以后庚子赔款，把那块地方赔给教会了，教会在那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村子，都分给了这些教民，最早的老家是36家，其中就有我爷爷一户，他在那儿就安了家。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就是我大爷。
1900年打义和团的时候，他已经在潞河医院，已经信了教了。就因为他信教，是教民哪，义和团一闹起来之后，就把我这个大奶奶和大爷当时就给杀了。就在东关上，那时候我爷爷他们就在东关住嘛。二十九军大刀片，就在东关这地方杀日本鬼子。第二年才卢沟桥事变嘛。
这样我爷爷就参加了打义和团，跟着八国联军一起从通州到北京。打义和团的时候他身上负了三处伤，左手的二拇指也打掉了。后来就住在庆王府那儿养病，就是定阜大街那儿。注10
他跟我说到了北京之后，因为他是中国人，联军就派他去到京南，跟义和团联系，就在廊坊这边儿，黄土坡这一带，见他们的头儿。他说出去过三次北京。他说就是取得联系，究竟联系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定：他没说到那儿是谈什么？
刘：没有，具体情况他没说过，就说是联军让他出去的。他是中国人哪，联军里边中国人很少。还说当时清政府怎么样支援联军，蔬菜呀，水果呀。
定：清政府那时不是和义和团一伙儿的吗？
刘：对呀，你瞅呀，他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都非常清楚。我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详详细细地跟他谈过，只是听他随随便便一说，他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太可惜了！
义和团闹过去之后，他继续在医院上班，也不去搞教会的事情。那阵儿教会的那些牧师呀，潞河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有潞河中学那些老师呀，他们都是入教的人，入教有个规矩，不许放高利贷，那些人都有点现金哪，他们都不敢放，但是我爷爷就是那么个出身，从小就在坝上干事，像混混似的吧，他不在乎，他不仅自己有钱就放个账，他们那些人有点富余钱也交给他，他帮着放，比如说应当三分利，你拿二分我拿一分，就这样。我爷爷一直没买地，有点现钱，生活也很不错的。
今日潞河中学(定宜庄摄于2006年)
我爷爷是非常古怪那么一个人，他说：“三教九流的那些东西，坑蒙拐骗的那些东西，没有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拿它去对别人。但别人要是拿它对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甭想蒙我，我也不去蒙人。”以后就是这么个处世哲学。他说几千人请他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不是便宜”，在社会上有很多看上去便宜的事情，表面上对你来说好像是便宜你了，实际上后面不定隐藏着些什么东西，那不是便宜。非常深刻。
定：怎么还有几千人请他做演讲？
刘：那就是教会组织的，解放前的事。他说的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他就挨家那么一待，成天地，养活着小狗，把小狗训练得相当好。
定：您爷爷挺有意思。
刘：不单是咱们现在提起来有意思，那整个，当时在整个通县，都相当有名的。我爷爷少白头，您到通州，当时通州万寿宫各个茶馆所有的地方，您打听打听，他姓刘呀，就叫白毛刘，没有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小笑话吧。他出去坐洋车，那时候他已经有钱了，人家跟他要6个铜子儿，他给人家4个子儿，人家不拉，说您再添添，他说一巴掌吧，人家一听，一巴掌就是5个子儿呗，拉上他了，拉到地方，他给人4个子儿，人说您不是说一巴掌吗？怎么还是给我4个子儿？他说你瞅我这手，我这一巴掌是几个手指头？他不是打义和团时候打下一个(手指)去么，就4个手指头。很小的小事吧？就这么个人。
我父亲到北京上学就把家安到北京，因为什么呢？他一个人跟他爸爸要钱，供他两个妹妹在北京念书。女的甭想念书，念了小学毕业之后就甭念了，等着找个婆家就行了，我爷爷就这么个思想。我父亲跟他爸爸回家要钱哪，都有策略的，早晨起来坐从北京到通州的车回到通州，是礼拜天，到了通州不提要钱的事，一个字儿都不提。我奶奶做着吃的喝的，吃着，聊天儿说话儿。我们复兴庄离火车道非常近，晚车由北京开到通县，到通县再往东到通县发电厂那地方，火车掉头回来，往北京再开20分钟，我们家走到车站20分钟，只听火车一拉笛儿，因为一拉笛儿的话就要进站了，我爸爸就张嘴要钱：“我就要走了。”老爷子不敢耽误时间呀，耽误时间赶不上回去的火车了，赶紧给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拿着走，20分钟回北京。白天不能提，提要钱的话就不给你，且磨蹭呢。我儿子小的时候跟着我爷爷玩，那都重孙子啦，每次看这孩子，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拿小刀把这一块水果糖切成4瓣，闹了就给一瓣，这一瓣水果糖就能玩一钟头，您看，就这么个人儿。特别爱财。
是1939年，还是日本时期呢，我们通州闹绑票的，把我爷爷绑了去了，把他那点钱都给绑走了，是我母亲给他添了点钱才把他赎回来的。从那以后他就没钱了。赎回来了之后他害怕，不敢在通州住了，就住在我姥爷那儿，住了有差不多一年，他不能老跟人那儿住着呀，就又回到通州。回到通州他就不敢在复兴庄住了，他不是信教么，就在通州南大街快到鼓楼了那地方，鱼市口里头那儿，有一个公理会的小教堂，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子。你知道闸桥吗？小楼那儿，从闸桥往北，那叫鼓楼前头，鼓楼后头，从鱼市口往东，是原来的东大街。好像那个鼓楼就是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地方。注11那不是在城里边吗，就上那儿去住闲。就我那叔伯大哥天天骑着车给他往城里头送饭，早晨送一顿晚上送一顿。
我爷爷对他自己的身体非常在意，几十年在医院他也知道点。一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饭就够了，多一口东西都不吃，他那么爱吃肉的人，每天吃3块肉，切的块儿都得那么大，多一块都不吃，多一口水也不喝，从来不喝茶，就喝白开水。要不他活这么大岁数呢。
我爷爷是1964年97岁死的，就是因为太老了，一直到死的时候脑子还清楚。那时候我正在顺义搞“四清”，1964年嘛，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不行了，我就骑着车从顺义赶到通州，早上出来的，到家天都快黑了。我进我爷爷住的房子，他的床就跟一个匣子一样，四面都是板儿，这边可以撂下也可以支上，怕被子掉地下啊，我一瞅把他的床都挪到屋子当中来了，他们说老爷子老想摸那电门，离开那墙远一点儿，他就够不着了，他就是不想活了，他消化系统不好，到后来每天都得灌肠，他烦了，不行了，自己不能生活了。
刘子扬爷爷的晚年照(刘子扬提供)
信基督教对我爷爷性格的改变非常大。我总觉得这基督教对改变人的做人性格是很有办法的。像我爷爷那样的一个人，从粮船上长大的、扛粮食推小车卖苦力的，后来又耍钱，耍钱耍宝哇，要不然他干吗跟人打架呀，这么个人，旧社会最底层的，而且还不是一般底层受苦受难的，而是在街面上混混这类的，他能够一下就笃信基督，就能改变他的性格。
我爷爷对整个从清代一直到北洋到国民党，到日本时期所有经过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从底层上来，脑子又特别好使，要不然英文怎么说得那么好，他40岁了才学英文，潞河医院是教会的医院呀，所有药品都是英文的，他都知道，你不能给人拿错了呀。对于现代史上来说，他最清楚八国联军的整个过程，还有华北地区教会的历史，比如通县北京教会的成立问题，整个情况他一清二楚。他说从入了教会到了医院之后，到60岁从医院退休，就一直跟着这些牧师们在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个省搞教会，因为他们得有中国人陪着他们，领路呀。他说他不愿意参与，但是他说他全知道。我非常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太少，他也不跟我说很多，偶尔地就说那么一句，我说的这些就都是从他那儿一点一点听来的。那时我在人大念书，星期六回到通州，又有孩子老婆的不一定顾得上，每次见上一面，坐在那儿十分八分钟，二十分三十分钟，也就是那样。到档案馆工作之后我还跟他说过，什么时候有时间，那时候还没搞秘密宗教呢，注12他说行……太可惜了，不行，已经完了。
张莉：他有些性格特像他爷爷，好打架，现在走到大街上看见不公的事他还跟人打。
2.父亲的家人和母亲
刘：我爷爷有4个哥哥，只有老大家和我们有联系。我大哥，就是我大爷爷的孙子，是去年春节时刚死的，死的时候92岁，我没见着他。我那个大爷爷也是活到97岁死的。大爷爷家现在就剩两个侄子，一个侄子现在在通州，一直是做小买卖的。到运河停运以后他们就开始种地，原来给人种点地，租点地，后来就有地了，买的。运河停运好像是同治几年，停运之后就改成海运了，咸丰以后运河虽然还通，漕粮已经不走了，通州坝上那些生意就萧条了，他们就种地了。注13
被义和团杀了的是我的第一个奶奶，也是通县的人，还有我大爷也死了，他们那一支就没了。义和团闹过去之后我爷爷重新结的婚，结婚以后生的我父亲，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姑姑。
我爷爷他们家都不是满族。我亲奶奶就是通县农村的人，住在通县运河东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小脚。比我爷爷小好多岁呢。她是1946年死的，那时六十刚出去不久，或者还不到六十。比我爷爷早多了。我见过她。
我父亲是在通州出生的，原来在潞河中学念书，初中毕业之后到汇文中学念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在华北工程学院学工。华北工程学院是老名，就在鼓楼西大街，鼓楼刚一进去，往里头一个教堂，这边就是，他们就念了一期，连他毕业一共就18个学生，这学校就没了，哪儿去了不知道。我母亲告诉我，说他学得还挺不错。
我母亲是富育女中注14的学生，跟我大姑姑是同学，经由我大姑姑介绍给我父亲的。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在华北工程学院还没毕业，挺年轻，我母亲在齐鲁大学念一年级，就因为结婚了就不念了，当太太了，那时候都讲究结了婚之后回家当太太。他们在通州完婚之后，因为我父亲在北京读书，他们就在北京，在鼓楼西大街58号，在那儿买了一个小院。我爷爷是有钱。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就出生在北京。
我父亲毕业后工作了不到3年就死了。他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北京盖一个什么大礼堂，大礼堂当中的照明灯不是得有一个反光的碗么，到处买不着。那个时候的工程师都是包工性质的，他就到外头转呀转呀，买了一个大圆的洗澡盆，当中间儿挖个窟窿，就做反光的那个，安这个的时候从上头掉下去，摔吐血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盖哪个学校的时候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滑下来了。第三次是到石家庄修桥，发大水，大水冲下来，他自己起来之后，为了那些个木头不让水冲跑，就在身上绑了好多绳子，去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拴到树上，整拴了一宿，回来之后病就犯了。把好几箱子的东西，一套画图的家伙统统都扔到石家庄，没拿回来。回来就住在北京道济医院，那是教会医院，就是现在第六医院。注15在那儿住了不到一年，他说要不行，咱们马上搬回家，回通州老家去。就把鼓楼西大街的房子卖了，装了一大卡车，雇了一个小卧车，他和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就回到通州。这是1935年的事，那时候我才4岁多，不到5岁，我妹妹才两岁。转过年来的4月份，1936年他就死了。唉，就是摔吐血死的。人家都劝我父亲找中医看，说你这病西医没有办法，我父亲就死不看。
定：他不信？
刘：不是不信，是不敢，怕他爸爸。我爷爷不是教会潞河医院出来的吗，他死不让看中医。所以我父亲就这样扛着扛死了。我父亲我母亲都不信教，可是我爷爷真信。
我后来就一直在通县长大。那时候我母亲就是家庭主妇了，也不干什么事情，就帮我两个姑姑上学。我两个姑姑都在我家住。很快我那个大姑姑就出嫁了，嫁到南方去了，可能是跟我父亲的一个同学，他是学会计的。我父亲死的时候赔偿的保险金还不少，他挺年轻就死了嘛，大概是4000多块大洋，其中就给了我这大姑父1000块，他到美国去留洋嘛。回来正是抗日的时候，他就在湖南的煤矿，做成本会计。解放之后从湖南他回到北京，因为我们家的房子跟我闹翻了。通县那房子，是我母亲教书和用我父亲的抚恤金盖起来的，1944年日本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过不下去了，卖了一半。我母亲死了以后，他非得跟我要那个房子，还在通县法院告我，要跟我分家产，后来法院人家一看，所有的房子的房契都是我母亲的，他们就败诉了。我就生气，我做侄子的，这房子我也不住，你如果要住随便住，你到法院告我，就做得太……我一赌气，我把房子交政府了。
我小姑姑嫁给了六必居的一个少掌柜，结婚之后他想带她回家，他们家在山西，老醯儿。结果遇着卢沟桥事变，她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在那儿，据说是日本人打山西的时候，两人都让飞机炸死了。
定：就这一个姑姑还闹翻了？
刘：没有办法的事儿。后来我这个大姑姑的女儿跟我还可以，她比我小一岁，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然后到外交部，到现在还跟我联系。
(我们这时已经步行至小楼鲇鱼饭馆处)
定：小楼是个什么源起啊？
刘：源起就是一个饭馆，是当时通县有名的饭馆之一。我到通县工作以后，回民饭馆一共有三个，基本上规格都差不多，但是小楼是最老的。从我还不记事起就有小楼。小楼是个回民馆，以回民菜为主，爆肚、牛尾、爆羊肉。鲇鱼是最不好做，最不好杀的，既不爱死，又攥也攥不住，拿也拿不了，挺不好做。所以它是专门卸下来鲇鱼的肉，不能见鱼，不能见鱼刺，要是见了刺，它就失败了，就说明差点劲儿，手艺不太好。然后就跟焦熘肉片一样地做，做出来的得是鱼，可是不能见着刺。得酥脆，里头得嫩，老了不行。小楼这是一特色。做回民菜是要有点手艺的，有点水平的，现在已经达不到那水平了。
刘子扬父母20世纪30年代初的合影(刘子扬提供)
3.满族妇女厉害，在家当家
刘：我姥姥家的事情我只是听我姥姥说过，因为我姥姥对我最好，我从小的时候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们不是在北京住么，我姥姥就跟着我们。
我姥姥是镶黄旗满洲，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好像我姥姥是姓孙，娘家就在海淀老虎洞，是那儿的老户。我姥姥的父亲的情况我不太知道，据我姥姥跟我说，好像她叔叔什么都是当兵的，她的父亲是在守通州八里桥的时候死的。她那个大爷是皇上赐的金脑袋埋的。
定：您姥姥不是住在海淀吗？
刘：他们是当兵的呀。
定：您姥姥他们家跟这个通州还有点缘分呢。
刘：整个的清军，僧格林沁带着，是从通州那边节节退下来的，到了通州的时候，最后一道防线了吧，就在八里桥这儿。打这一仗挺有名的，败了嘛。注16我姥姥他们家坟地在沙窝门外头，现在说是复兴门，原来叫沙窝门。注17后来我姥姥的姨死的时候，也是四人大杠，抬往沙窝门外头，那时候还有咱坟地，我还知道呢。
定：您姥姥的母亲也是年轻时就守寡？
刘：对，带着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我姥姥她父亲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当家，她十几岁就在家当家。她父亲要是在也不至于让她当家。解放前的时候我还见过她的诰命，一卷，装在一个铁筒里头。
定：是您姥姥的父亲的？
刘：我姥姥的！正二品诰命夫人。在慈禧的时候，她有时候就进宫去，去陪慈禧玩玩牌呀，老得让慈禧赢。还比如说，“这姑娘，你鞋是你自己做的吗？做得真好看。”你马上就得给她做一双。当然她赏你也是真赏你。
定：他们家是内务府的，有钱？
刘：那是肯定的。我姥姥家的3个弟弟，大弟弟是内务府管银库的，她的三弟弟，就是我的三舅姥爷，是慈禧的内廷侍卫。她那个二弟不成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几次犯法，我姥姥出来靠到门这儿，就谁都不敢进他们家抓人去。我姥姥能那么小就在家当家，做正二品，不是因为我姥爷的缘故做的。后来下来个差事，他们满族都有名儿呀，到时候该放你差就放你差，给她二弟放到上海关，肥差呀，他不去，是让我姥姥的姨的儿子顶他的名去的，一直做到国民党时期。
我姥姥的姨家就在西直门里头，北达儿胡同。从北大湾一直到西直门，大湾大街的房子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大院子，还有山水石这个那个，阔得很。原来不怎么样，就是因为在上海关么，后来他的儿子也到了上海当少爷。我那个小姨(指姥姥的姨的女儿)，我管她叫姨姥姥，其实是老姑娘，也是一样，在家当家，厉害着呢，她的嫂子、侄子、侄女，这一大家子谁也不敢惹她，她管家呀，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家我也去过，在北京城里大概有五六处房子，现在赵登禹胡同，辟才胡同里头，跨车胡同1号。注18
清朝倒了以后，她娘家逐渐就破落了，就没有什么钱了。
旗人的妇女是能干，厉害。因为在俸饷那种条件下，男人在外边打仗，家庭是靠妇女，家里就得她撑着，所以一般出嫁晚。我姥姥出嫁时已经很大，起码30岁。因为在家当家不嫁呀，附近谁都惹不起她。
要说我姥姥的性格，我就说一件事情。她说她从16岁就开始抽大烟，跟我姥爷结婚的时候戒的烟，要出阁了不能上人家抽大烟去啊，从16岁到出阁，我估计那时候差不多小三十了，十几年的大烟瘾呀，又没有什么药可吃，咔嚓就戒了，就是不抽了。一个女人，这种毅力！
一直到我小的时候，我姥姥还抽旱烟，她有一个黄布口袋，里头搁的是大烟籽儿，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捏上几个大烟籽儿掺到旱烟里头，抽起来特别香，我还抽过呢，不上瘾。我那姨姥姥家都抽大烟，解放前我不是经常上她家去吗，有时候放寒假暑假上她们家去玩玩，我那小姨给她，给我姥姥的那个姨，给她们熬大烟，烧烟，我都知道。
定：那您对您姥爷的事知道多少？
刘：我就知道我姥爷是正蓝旗的，原来做过官，也有文化。清末，光绪到宣统时期官制改革，之后成立了一个东城、西城、海淀管地方的什么局，他最后就是在那儿，从那儿下来之后教书。就在小西天，我记得有一个大高坡，上去是个庙，私塾，我姥爷在那儿教私塾，现在这个地点我就摸不清楚了，总的名称叫小西天。注19我姥爷他自己一人过，我姥姥就说他“死了”，他们合不来。我妈妈大概也很少去。
定：您母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块过吗？
刘：不。我姥姥一直在她娘家住，始终在海淀老虎洞住，注20生了我母亲以后也在老虎洞。我妈妈跟我说过，她从富育女中初中毕业之后，曾经回到海淀，这是在1927年以前，她参加过李大钊在那儿组织的什么班。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李大钊是见不到了，那个班也就没了。从那开始她到天津杨柳青去教过一年书，也是躲这个事。从那儿回来，才又到富育去念书，后来又到山东的齐鲁大学。所以我知道她在海淀住。
定：后来她出阁以后也没跟您姥爷过过几天哪？
刘：好像是因为什么呢？我姥姥跟我说过，因为我姥姥没有儿子，她就是我母亲一个女儿，我姥爷不干，他就抱了一个儿子，自从抱了这个儿子之后，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姥姥烦他抱这个儿子。
定：他抱儿子可是没娶妾？
刘：对，后来这个儿子十几岁的时候跑到东北，又从东北跑到日本去了，到(一九)四几年时候他曾经回到北京，见到过我姥爷，但是我们不太清楚。
我打小就没见过我姥爷，后来我爷爷被人绑了之后不是在我姥爷这儿躲了一年多嘛，到那时候我才见过我姥爷，而且我还去过一次，所以我这么知道他在小西天住呢。
定：他就娶了您姥姥，没有再娶？
刘：对。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姥姥就跟过来了。
定：您姥姥也跟着你们到通县？您觉不觉得她和别的老太太不一样？
刘：跟着我们到通县。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和外边接触太少。反正我姥姥最疼我，我从小就跟着我姥姥长大，跟着我姥姥睡觉。我妹妹跟着我妈妈在北房，我跟着我姥姥在西房。北房是我父亲结婚时候自己设计的，他盖的房子跟普通的不一样，中式的房子，内装修都是西式，西式的落地窗户，上下拉的。我爷爷他们住在后院，因为我爷爷的房子是灰顶子的，所以我父亲这北房不能超过他的高度，也不能盖瓦。我父亲就把瓦都盖到灰底下了。西房是普通的房子。我一直跟着我姥姥，一直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姥姥把我惯得不行。
定：您姥姥和您爷爷能处得好么？
刘：他们基本上不接触。前后院，我们在前院住，他们住在后院。后来我爷爷和我姥姥还可以，因为我姥姥给他做饭吃。满人，各式各样的饭她都能做着吃。我爷爷有些饭都没吃过，比如烙糊塌子，好吃，汉人没吃过这个。还有什么打豆儿酱呀，咸茄儿呀。
定：什么叫咸茄儿？
刘：就是茄子。买秋天的小茄子，每一个茄子上头都得带皮，切成扁块之后，把黄豆搁油里头炸一下，炸出黄豆味儿来，完了之后把茄子搁里头，搁酱油，一滴水都不能搁，用微火把茄子下面的汤和那点酱油还有黄豆煮熟。黄豆的味儿往上蒸啊，把茄子熏得那黄豆味儿，好吃。我姥姥会做好多好吃的，都是些小吃，具体我都记不清了。反正烙芝麻酱糖饼那是一绝，我回回就爱吃那芝麻酱糖饼。我妈妈管，老吃老吃哪行？哪次都是我姥姥给我往被窝里送，让我躺被窝里吃。我姥姥能干，她从16岁当家她能不能干吗？针线活不能做，就会做饭，什么都会做，做得也快，也好吃，她也会吃，她从小就吃过嘛(笑)。
定：您觉得您姥姥给您的影响大不大？
刘：挺大的。她对我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生活上的一种习气。吃呀，喝呀，起居呀，生活呀，这些方面，她专门有一套东西，别的影响倒是次要的，因为她是个家庭主妇，是个老太太呀。思想上她不会给我什么东西。
定：您姥姥识字吗？
刘：不识字，一个字儿也不识，可是打麻将她认识。她很重视我母亲的教育，能让她读书。她这人可以说不是那么挺守旧的人。所以我母亲从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吧。
定：您母亲是不是从小就一直上的西式学堂？
刘：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读私塾，跟着我姥爷在家里头念的书，后来就上西式学堂。
定：那时候您姥姥怎么就肯把她嫁给一个汉人了？
刘：不知道。她是自由恋爱，是由我姑姑介绍的，我姑姑比她小，管她叫姐姐嘛。她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就结婚了。
定：您母亲给您影响大还是姥姥影响大？
刘：我母亲。我母亲这个人是非常有本事的一个人。后来她的老师我都见过，都认为她在整个的富育女中来说是一流的，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她后来上的是文学系，文采特别好。我父亲所有的合同啊，工程上的东西，文字的东西，都是我母亲替他写。
定：您母亲身上旗人的味儿还多吗？
刘：不太多，但是也有，厉害吧，也是当家。我父亲死得早，我母亲一个人，都是我母亲在家当家。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爷家和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让我这个大哥跟着我们家。当时我小，家里就是我母亲、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姥姥，一家子大大小小的，没有男人哪。我这个叔伯哥哥比我母亲才小十几岁，比我大好多呢，正经是个男人哪。他一直就跟着我们家。我爷爷不是躲到城里头住么，他就骑着个车，天天给送饭。在家就归置归置，干个活儿什么的。然后我母亲在外头教书，就这样。
我母亲姓赵，到通县打听赵校长，从警察到做买卖的、摆摊的都知道，整个通县大大小小没有不认识她的，因为她是职工业余学校的校长啊。
我母亲原来在富育小学当主任，解放的时候她不干了，因为解放前我就参军走了，家里就有我姥姥一个人，还有我爷爷，我妹妹也上学。1950年的时候通州教育局的、工会的到我们家里，请她去办职工教育，去了几次，她没法推辞，就出来在通县职工业余学校当校长。通县职工业余学校很大的，从高中初中一直到小学扫盲。后来那是1956年，成立高中之后，规模大了，建立党支部，说还让她当校长不行了，她不是党员啊，就给她派了一个校长，是党员，说你就交吧，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工作交代一下，她说不用，三天就行。就因为这个，通州市市长、宣传部长跟她谈了几次，她都想不通，她说事情我可以不干，但这事情本身来说你们就是不对，然后就让她到富育女中去教书，当教员。
1957年“反右”就完了，那是1958年3月，好像他们怎么是“右派”人数不够，就说她反对党的教育政策，还是因为这事，打了个“右派”嘛。
我母亲跟溥仪一般大，1906年出生，1979年死的，七十三。我姥姥也是73岁死的。
我姥姥陪嫁的两个大黑箱子，从帮儿到底儿通通都是全樟木的，一直到她死，就这两个箱子，谁也不能动。里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破破烂烂的，就搁着她那铁筒儿诰命，还有一个紫貂的马褂，好像是我姥姥的父亲的，我姥姥保存下来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马褂了，我父亲上大学的时候夜里头老加班，画图什么的，我姥姥怕他冷，就把她保存在箱子底下的这个马褂给他拿出来，改成小皮袄给他穿。我父亲死了之后，
刘子扬之母赵志青1954年2月15日在通州市(今通县)职工业余学校门外准备下厂了解教学情况(刘子扬提供)
我母亲就一直留着这个，谁也不能动，等到我从部队回来之后给我了，我就始终放箱子里头搁着，一直保存着。
我姥姥的漱口碗儿我现在还留着呢，花堆儿，都是明代的，里头搁花瓣儿的熏的什么，是我姥姥的。还有五彩饽饽罐，装点心的大瓷罐，两个是康熙(时期)的，两个是乾隆(时期)的，大闺女她要，拿走了。
4.10月19号凌晨渡过鸭绿江
刘：我是在通县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1949年1月27号通县解放。通县解放比北京早，是旧历的十月，北京是1月29号，阳历。我是参军走的。当时我已经参军了，我们部队在大红门那儿。1949年1月、2月份开始南下，那时候我在军文工团，跟着部队搞救护哪，宣传哪什么的，从北京出发就直奔打武汉，完了一直到广西，抄白崇禧。回过头来之后就奔海南岛，雷州半岛，打完海南岛之后回来到广州，到广州的时候接到的命令，十天十一宿，就从广州到的安东注21。到安东那儿之后，原来说是进行两个月的政治训练，就是搞爱国教育，然后再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果两个月的政治训练刚完，美国不是侵略朝鲜吗，军事训练刚开始，不行了，第一批我就去朝鲜了。那时候每天晚上拉练，出去紧急集合转一圈，走一宿。那天就走走走，走过去了，从安东大桥那儿过去的，那天是1950年10月18号，晚上，19号凌晨过去的。
定：记那么清楚？
刘：那敢情！我们那个时候，部队文工团讲究要下连队，在部队住下，排个戏呀演个剧呀什么的，只要部队一行动我们就跟着部队走。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跟着部队，下到连队过去的。抢伤员，抢人家地势，组织后勤哪。整个五次战役，我们就在人家那飞机坦克大炮的射程之内，没参加打仗，只能挨打。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完了之后，连队正在调上文工团，没有多久我就犯心脏病，骑马都不行，坐上汽车送到后勤医院，从安东一直到黑龙江鸡西，休养了一年。然后我说我就回部队吧，一个日本医生，那时候是咱们留用的，他说：“你还回部队？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啊，今后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就完了。”
定：那么严重？
刘：6个月没让我下床啊，下了床之后我都不会走路了。这样我当兵当了5年，转业之后就回到通州，在通县市人委工作。第一年刚从部队下来，谁都不认识，没有私情啊，就搞劳动调配，哪儿要人哪，该怎样怎样啊。第二年搞工商管理，摊贩管理。第三年搞教育局的基建，干了没有几天，又让我去筹备成立体委。我一看不行，我工作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就换了4个工作，这事我不干了，我得上学。当时我已经报了统一高考了，市人委的秘书跟我挺不错，他给我念了个通知，说人大档案系要提前招生，我可以试试。我就准备。到北京前门那儿住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这么考上了人民大学的档案系。然后就4年念下来了。
1951年年底刘子扬因病自朝鲜战场回国治疗，此照为1952年元旦摄于松江省(今黑龙江省)鸡西县人民医院(刘子扬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