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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右到“文革”

碧:1956年的时候就条件稍微好一点儿啦,就搬到东四九条,比陟山门就改善了。到1958年刘少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就是一个我爸,一个单老,还一个欧阳道达,他们比我爸级别高一点儿,就给这三家这个院,欧阳是后院西边的北房,单老是后院东边的北房,我们家就前院北房这一片。咱们故宫的机构不是也经过几次变迁么,来回地变动,那段故宫归国务院,这个房1958年归国管局,从1958年搬到这儿来,一直到现在。

哎哟,我爸爸一直受挫折。我爸爸说话直,你看我什么样我爸爸就什么样。我像我爸。什么跟外界的人际关系,后果,不懂!1956年反右之前吧,参加九三学社,开神仙会注105,我爸提了一大堆意见,后来没划成右派,就把这些言论当成中右言论,说有情绪什么的,我爸还庆幸呢。

宗:神仙会是让随便说,往往说了以后就抓辫子。我那时候也有右倾思想,就是没有弄成右派。

碧:“文化大革命”我爸爸说要说他是学术权威,他够不上,他又不是当权派,就有几张大字报,没给打倒。就是到干校去劳动改造了。

宗:对。“文化大革命”没斗,说这些都是名牌。可能上边也有这精神。故宫啊周总理说不许开放,关起门来。

碧:我妈正相反,我妈有心计,我妈可沉得住气,是我们一家之主,里里外外都是我妈,跟周围都靠我妈维持,非常小心谨慎,我爸说话我妈老说他:“又得罪人吧,又得罪人吧。”我说话我妈都千嘱咐万嘱咐,“文化大革命”我妈担心我爸爸啊,那些照片全让我妈给烧了。

1969年1月我们家我爸先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注106,接着我哥哥全家、我陆续去了东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弟妹们下乡的下乡,下厂的下厂,我们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我妈可有准主意了,固守北京的家,哪儿也不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全家人又都聚集到北京这个家了。我妈我爸这辈子啊,真不容易,也真不简单!

1971年我爸在干校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太苦了,那时候也看不到前景,就申请退休了。

宗:“文化大革命”上五七干校也太苦了。我父亲一生气,就不去了。对他们赌气了。

碧:退休回来,我爸爸在故宫干了这么多年,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不许回北京,户口也不许转回北京。我大姐当时在朝阳(辽宁省朝阳市)支左注107,就把他的户口落到朝阳去,落到我大姐那儿了,我还专门去过一趟给我爸办关系。我哥哥在空军,后来把我爸爸的户口作为随军家属给转到空军,又转到街道办事处。上(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启立,我和我爱人贾尊胜给胡启立写信,胡启立还真给回信了,责成当时的延永生馆长,让我爸爸回到一史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算不错。都是靠我们儿女啊,我爸爸一点儿这本事也没有。我们要是不活动,我爸爸就惨了,就一直归到街道没人管了。我爸就管做学问,对这些事不过问,爱在哪儿在哪儿,什么职称不职称的,一概不操心,连自己挣多少工资都不知道。

我爸爸1998年去世。就这么受苦受累,最后无疾而终,93岁。没住过一次医院,连一次小手术都没动过,不像现在人这么娇气。我爸爸就一点养生之道,不馋。你多好吃的东西也就七八分饱,在吃上从不挑剔。

宗:我曾经跟我的子女都说过,我说我跟我弟弟,都不如我父亲,因为他自力更生啊,我们都不如他努力。

碧:我爸爸最后老是知足,就觉得从农村里出来的一个穷孩子,在北京扎了根,那么一大家子20多口人,到最后四世同堂,觉得也挺自豪的。

1991年五一节张德泽夫妇与子女在景山公园内合影

(前排左起:长子张宗尧、张德泽、夫人孟淑玉、长女;后排左起:三女张碧君、二子、二女、幼子、幼女。张碧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