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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丈夫这一辈子

郭:我就记得我搞对象,这说起来就又长了。我的对象啊,原来跟我哥哥是同学,中学同学。好像他上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上不了学了,交学费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学徒了。他们家10个孩子,就他父亲一人挣钱,他们家不是旗人,是汉人。老头还行,原来在白纸坊邮票厂,后来调到和平门集邮公司,他管邮票。后来他小闺女接了他的班。他们家住在铁门儿,就是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边,也不是自个儿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现在马上就要拆了。

我爱人是托了他舅舅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家在地安门,在王府井这儿开了一个修理门市,修理电冰箱,哎那时候也有电冰箱,就学的这个手艺。这人就是他师傅,你们也许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吴金粹注149。

他那会儿刚学徒啊,他这师傅就说要立字据。立什么字据呢?不是用电么,电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担责任。管吃,管住,一个月就给几块零花钱。而且要有铺保,你如果犯了错误,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这个师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个铺保。等于是立了字据有了铺保才用你。他这师傅啊,还是骨结核,他老得给他换药,接屎接尿,那会儿门市旁边有厕所,他就给他倒尿盆。还得从家里给他取饭。干这个。干那个活儿都是油啊什么的,特别脏,也没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个月,结果他学了三年半。

学完了就没事干了,就等于你没地儿吃饭去了,他就自个儿干。开始呢,就干点零活儿,后来是在江米巷,有一个白俄人开的工厂,叫他去给人干,我记得一个月300块钱。也说不上是金圆券还是什么券,反正300块也没多少钱。最后大概是解放前夕,这个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两肋账,就说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国了,给人家干的那个活儿没干完的、半截的,连他那乱七八糟的工具什么的,就都留给我爱人了。留了一个牌子,叫“懋利行电机厂”。结果1952年的时候说是他接受了“敌产”,哪儿有什么敌产呢?

这么着,我爱人就一人接着干,算是自个儿慢慢地干起来了。租的是东单二条的房,有一个小院儿,有一座小楼。小院呢,等于是家庭工厂。开始那会儿呢,把他的师兄弟招了来,他有一个师哥,姓纪,他姓沈,他那个师弟姓关,他们3个。现在活着的就他这个姓关的师弟了。他们就收了点小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还不错,1947年、1948年那会儿不错,那会儿有点活儿,像梨园行的马连良他们,家里都有冰箱。就是围城那会儿没什么活儿。从1952年以后就不行了。

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干,协和那儿有冷库、血库,有停尸房,他也在那儿干。1951年的时候协和就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工作,你那买卖就甭开了,你等于就是协和的职工。我当时特别愿意让他在协和,因为我特别喜欢协和那个气氛,它那个管理都特别好,一个月50块美金的工资,多好啊,我那会儿也没工作,孩子也多。我说你就在那儿,可是他舍不得(那个厂)。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1952年,刘仁是咱们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找他,跟他说,北京市要有个拳头产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资金,我也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没合营呢,就是说先资助他。他要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就想协和不干了,就要开这个修理电冰箱的厂。结果还真的就贷给他款了,还贷得不少,就在东华门,馄饨侯旁边,开了一个门脸儿,还叫懋利行电机厂。就这样,等于是把资本家的帽子给自个儿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时候是在协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师傅,张工程师。过了几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们老头儿的名字。“五反”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工厂,那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开始还说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资本家了。等于“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学徒出身,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响应号召,还给他贷款,你说他这一辈子!

最后是1956年,合营就(把厂子)合出去了,合到医疗器械厂。第一台电冰箱就是他设计的,雪花冰箱,那又怎么着?没用注151。1957年,右派。说你们厂子得找右派,没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个单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好像是说工人里边也有不守法的,这就是说你污蔑工人阶级,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么样,是特别爱说话吗?

郭:他是特别爱交往,特别爱聊天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门口看门那老头儿啊跟他特别好,食堂的管理员跟他特别好,上边的书记跟他也特别好,没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这么一人,所以说话呢,就顾不到方方面面,最后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右派。右派呢是六级,最小的那一级,就降职,降薪。倒是时间不长,半年吧,好像上边审查以后,又给他恢复了。等于是摘了帽子了,还是右派。

定:对,摘帽右派也是一种右派。

郭:“文化大革命”批我,说我是反动资本家家属。我说不对,他不能算是反动资本家,他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发扬咱们的工业,对吧?我们不干反动的事怎么能算反动资本家呢。他们说你爱人是右派,就是反动资本家!我说他摘掉帽子了,“摘了也是右派!”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摘了就没有了,就不算了呢。还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他下放车间,做钣金工,每天抡那大铁板,多少斤。还电焊工,天天晚上回来,什么也看不见,得点金霉素眼药膏,点上这眼药膏睡一宿,第二天又恢复,去上班。后来他跟我说,在铺底下搁了一瓶敌敌畏:“我真不想活了,没意思。可是一想啊,我死了你和孩子可怎么弄啊。几次都没死成。”唉……

……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给他轰走。我们北京人,农村也没有亲戚,非得让他走。我们奶奶家那儿原来有一个帮忙的老太太,他们家在三河县,河北,人家是烈属,人家老头儿是牺牲了的八路军,她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他就答应了。我头上班把铺盖卷儿都给他弄好了搁到那儿了,我下班回来一瞧,哟,这铺盖卷儿他没拿走啊,后来一问他,说派出所说了,你是东城区长大的,从年轻小时候学徒我们都知道,你这个档案都在这儿呢,你农村没有家,轰你上哪儿去?留下,我们跟你们厂子说去。最后是派出所的人跟厂子说,把他留下了。

李南:还不错啊。

郭:不错什么呀?我都后悔,应该走。走了呢,那儿不会欺负他的,一个是烈属家,一个是他有技术,电工活儿他都会,在那儿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儿强。在这儿抡大铁板、电焊,那都是力气活儿呀。

……可是呢,我这儿说了你们也许……我不理解,他一直老想着入党,老想着写入党申请书,也是有人鼓动他。我说呀,咱们不入,入了,今后要再有什么运动啊,你就是钻进党内的资本家,对不对?你要不入呢,咱们嫌疑小点儿。他不干,非得要入这党:“我要入,我要给儿女转过这个面子来。”为什么呢,我这二闺女,那会儿上兵团啊,不要她,就因为家庭出身,所以我这二闺女就老是跟她爸爸翻着。大闺女也是受冲击,也是叨唠她爸爸不该当这资本家。他就是要入党,要为孩子们转回这个。1984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学习先进技术,最后批准他入了党。这事我都可笑,有什么用啊我说,折腾得你都已经这样了。

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又去各地巡回考察,我还跟他一块儿去,整个儿转了这一大片儿,南方都去了,就是没上新疆那边去。1986年就病了。开始时候就尿血,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就去照片子,化验,说是肾结石,就把结石摘出来了。摘出以后呢,还尿血,就查出是前列腺癌。1987年做的前列腺手术,5年头上转移了。转移了以后1994年,我们俩人办的金婚,办这金婚50年。我们3对,在青年会办的,我说我推着也要推你去,我说我们何止50年呢,从他跟我哥哥同学我们就认识注152。

他病了8年,这8年他做了3次手术,年年都住院,我侍候8年。开始3顿饭都是我送,后来女儿从广州回来了,中午饭是她送,我在家给做,医院里头护士都跟我们特别熟:“今天送什么饭呢?又是不重样儿?”一个星期不带重样儿的。他倒不是说非得吃燕窝鱼翅鱼啊肉啊,不是,你算他家10个孩子,他吃过什么燕窝鱼翅啊,吃过什么鸡鸭鱼肉啊,他那可口的饭就是北京一般人家的家常饭。你比如说煮热汤面,他要吃带咬劲儿的,还要羊肉煨汆儿,搁点酸菜搁点香菜,他就愿意吃这种饭。炸酱面他能吃一大碗,煮嘎咯儿他也能吃一大碗。

定:煮嘎咯儿是什么?

郭:是棒子面儿做的。棒子面儿和上了按成扁儿,切成小方块儿,搁笸箩里面摇摇,煮,也跟热汤面似的,也不是疙瘩汤,叫煮嘎咯儿。最好啊,是用牛肉酸菜,嫩点的牛肉,切成片煨上,切点酸菜,稠糊糊的,他能吃一大碗。

众:我们都没见过没吃过。

郭:赶明儿给你们做一回(众欢呼)。从前他不吃胡萝卜,后来不是说胡萝卜抗癌嘛。我是特别爱吃胡萝卜,我母亲那会儿就爱吃胡萝卜,我跟着她一块儿我就喜欢吃,我们北京人是做胡萝卜酱,豆酱。到过年,肉皮,切了丁儿,煮了,完了有胡萝卜,有熏干儿,有豆,那是凉菜,过年都有那个。他还特别爱吃我做的胡萝卜丝儿的团子,胡萝卜丝儿擦了以后拿油煸熟了,里头搁点排叉(北京传统小吃)哪,鸡蛋哪,不能搁肉,搁肉吃团子就不是味儿了。

最后他是1996年2月走的。到转过年2月,他就死了10年了。

郭淑惠的新婚照

(1944年)(郭淑惠提供)

郭淑惠50年后的金婚照

(1994年)(郭淑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