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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生活

鄂:那时候不就是大家庭么,那时我也小,粮店到时候给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谁付钱。祖母过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两顿饭,大锅饭。一屋有一个老妈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饭也是一个老妈子,外边还有扫院子的。

我家里没有店铺,在城外也没有田产,就是有房子,两所大的,我们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间北屋,三东三西,南房不够十间也差不多,还单有一个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东边有个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间北房。旁边还有一所,那所更大,前边通到后边,那所就租给日本人,进点房租。还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够吃饭不够吃饭。

那时候在家上学,家里有老师,我还有个哥哥,就是二伯父的,还有四妹,还有弟弟,四个在家念书。后来一分家就没法上学了,老师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后来这家就没法过了。得有人拿钱呀,慢慢地也没人拿钱了,我祖父祖母的丧事就差俩月,也花了不少钱哪。干脆卖房吧,就把住房卖了,我们住的大房子卖给慕贞小学注195,那个大院子就当了操场了。

大房卖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卖了,卖了就分家吧,就在外边租房住。我们解放后才搬到这边来的,这东西厢那时就等于城根儿了,不是便宜吗,正赶上我姨他们也要买房,说一块儿买了吧,他们拿了一部分钱,就买了五间房,那边两间算他们的,这边三间算我们的,房现在还有,我弟弟住着。

我大伯母没生过孩子,从小就喜欢我,由小时候就带着,我一直跟着大伯母,分家以后也就跟她出来了。

我跟着大伯母住东四头条注196,上学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过,没工作,伯父每月给寄五十块钱来。我在那儿念书,是大伯母给钱,我们娘儿俩再吃饭都够。我说想上贝满注197,那时候家里也有电话,就打电话联系,人家说报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东四,有个天顺什么顺的照相馆,照了相赶紧报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贝满中学。那时上学没钱可不行,提搂着口袋交学费去,我记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块钱,真是大洋钱哪。我还在那儿吃饭,中午就不回来了。那时也不会走,都讲究坐车。我30年代在贝满上了六年,上到高中毕业。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务事也不少。她不会买东西,买菜什么都得求人买去,不习惯,没买过。你要买回来让她做行,会做饭,大家庭时候也是她炒菜,大铁锅那么老高。过去真有这样的人,她真不会,保姆也不会干活儿,岁数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礼儿倒是有,也得分跟谁,跟我就没那些礼儿啦,我怎么着都行。

后来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东北做北镇县长吗,做了几年。那会儿的老人一人在外头,弄了好些个姨太太也都在外边,可是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来,那些姨太太在那边就都打发了,该干吗干吗去,到家里也没办法,再说家里也够乱的。可我伯父的那个好像是他内务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带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个还是几个孩子,他一回来,他这姨太太带着一堆也都来了,我就不跟他们一块儿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没办法,就跟他们在一块儿过呗,她还有个妹妹,有时就到妹妹那儿住些日子再回来。她八十多过世,一直跟他们在一块儿。一家子要是一闹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么也到不了一块儿,不打架,谁跟谁心里也别扭,面子事。

我父亲不常回来,寄钱不多,我家那时候也够困难。我母亲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学。我弟弟在汇文上学,后来考上航空学校了,上高一时走的。中国支援缅甸一百架飞机,他开飞机支援人家作战去,结果死在加尔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我父亲后来退休回来,在家没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为我弟弟军训时的领导跟我父亲是老同学,知道他在家待着呢,就让他上那儿帮忙,当翻译。我父亲不是在哈尔滨、满洲里和俄国人待了不少日子么,他就这么着又上南边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时我父亲和我们连信都不通,他也寄不来钱,这边就我和我母亲在家。

别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闲着,一人都好几个孩子,自己家里的活儿还做不了呢。我母亲做活儿可好,我大姐二姐结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时衣裳也好做,长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亲没事就纳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费着呢。上学一个月俩月就一双鞋,自己纳的底子厚着呢。我母亲后来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亲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个吗,后来弄回来了,她是再嫁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病了一阵子,肺结核,吐血,气胸,没办法就上协和医院的肺疗科,在干面胡同。他们给我打了三年的气,每礼拜一次两次,由这肺里插进管子去,让这气压住肺,别再扩张了,让它慢慢长好。咳,三年。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工作工作不了,生活也没来源,那时就是我姐姐她公公还活着呢,有时支援我们一点,支援也不够瞧病的,还得吃饭哪,挺困难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笑)。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时候没法找工作去,也不认识人。我有个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报馆,我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家里就我跟我母亲,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他还老封建,说女孩子就跟家待着吧,别出去工作,工作没好处,他就不给找。

解放以后1950年我才出来,在天津找了个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要不我们家认识谁呀。我母亲不认字,没工作,伯母也不认字。那时一人去天津,什么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呢。解放前亲戚还支援点,说你家没人,解放后就不行了。到那儿人家问我学过什么,我说学过会计,学过打字,他们说银行新成立一个办事处,正好没有打字员,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盘找字,忙的时候黑间白夜的都连着干,打完了还得印,完了装订好了,明早开会就发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后来就干后勤这些事,乱七八糟什么全干,最后服务员都没有了,退休就完了,新来的小年轻的谁也不干这个,都在业务上了,就剩了我们两人。我又卖饭票管食堂,在传达室还带收发,那男同志出去采购时,我就在家盯门儿,一直干了这么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级的时候给我定得挺高的,等于二十级,七十块,一般人都是六十几块,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等于两份家,我在天津,我父亲、母亲在北京,都得寄钱,我就自己留四十,给家寄三十。母亲、父亲有病就得回来,多的时候一年回来七次,来回跑都是我的钱。这么些年也够受,别打算做衣服,就穿那点旧衣服。吃饭都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