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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外城也称南城,是相对于内城而言的。清军入关,将京城汉人悉数驱赶到外城,外城从此成为汉人亦即相对于旗人的“民人”聚居之所。内城在北,外城居南,彼此被一重城墙阻隔。有清一代,八旗官兵固然不得随意迁往外城,外城民人想要在内城长久安居也同样困难,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亡,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仍没有彻底打破。我访问的诸多人士中,汉人后来居住于内城者有之,但旗人无论宗室平民,却少见居住于外城者,20世纪50年代之后当然除外。

京城旧时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皇城四系指皇城四门,内九系指内城九门,其中前三门即宣武门、正阳门与崇文门,是内城九门中南面的三个门,是内外城之间往来的通道。至于外七,就是指南城的七门了,这七个门是:

  南面: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

  东面:广渠门、东便门

  西面:广安门、西便门

如果说在内城那由九门及城墙圈起来的,是旗人的一个天地,那么外城这七个门及其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却像是个可以对四面八方开放的地方,唯独对于旗人,它才是个禁区。

外城是五方辐辏之所,集中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迁移而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从事五行八作的百姓;外城还是各地官僚、士子会聚的中心,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暗流涌动的革命思潮的策源地。外城还有林立的戏台、酒楼、饭店和妓院,是京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如果不去深究,那么内城的文化确实显得封闭而单一,不似外城开放而丰富;内城作为大兵营所特有的清冷肃杀气氛,确实不似集聚了大小商号与手工作坊的外城繁华红火;内城的死气沉沉与外城的生气勃勃判然有别。外城人口的流动性,与驻守内城的八旗人丁的相对稳定,也构成了鲜明对比,内城的“旧”映衬着外城的“新”,难怪有学者认为,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外城似乎比内城更像一个城市。注2以致很多北京史的研究者,都被外城的五光十色所吸引,甚至将它当作北京的精华、代表和中心,前些年宣传甚炽的“宣南文化”便是一例。受其影响,凡写老北京的作品,便总是津津乐道于前门外的繁华、宣武门外的会馆,还有天桥的把式。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也是事出有因。

外城自明以来,即有东西之分,以前门为界,东指崇文门外,西指宣武门外。清人震钧作《天咫偶闻》,便立“外城东”“外城西”两卷,称:“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注3。二者间有着明显差别,不可一概而论。

北京城从明清以来几百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存在哪里才是精华、才是代表的问题。入清以来,内城的宫廷文化与旗人文化,与外城的汉、回等族群的文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辛亥革命以后,南城流动的人口在不断地影响、冲击着内城人口的稳定,二者间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直到近年,宣武区与西城区以及崇文区与东城区的合并,导致了北京城几百年形成的内外城格局的最后消失。这个过程,也是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与在内城所做的访谈一样,我所做的口述的主旨,仍然是同一个,即这里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处于哪种空间环境之下、哪种社会群体之中,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怎么记忆这个城市和他们祖先的历史,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清代北京内城的主要居民是皇室王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身份相对单一。而南城迥异,虽然人口未必多于内城,但南城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富商巨贾,也有贩夫走卒;有北方流民,也有南方士子。这使我无法将我在外城所做的访谈,像在内城那样按照社会群体予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本来就很难被分别归入某个圈子。何况百年以来,他们还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时间来编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很多人甚至还未能寻找到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这是外城流动人口多、迁徙频繁的结果,也是它仍然处于边缘而非中心位置的体现。

所以,本书的这些访谈,就都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顺序排列的。

1954年的崇文门

1954年的宣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