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
各郡的暴动
虽遭到严重打击，但是吉伦特派并不甘心失败，5月31日成为各郡进行反对山岳党和公社暴动的导火线，这也是吉伦特派最后的一次尝试，但不幸的是，他们这次依旧因意见分歧而归于失败。即使吉伦特派团结一致也未必能获胜，即使获胜也未必能拯救革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无法做到山岳党用暴力手段所做的事，缺少狂热他们如何战胜外敌，除了恐怖手段还有什么能压服各党派，不制定最高限价法怎样来满足群众的供应，不进行征用怎能保障军粮充裕？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派本应团结起来共同奋战，但事实却恰好相反，6月2日后，吉伦特派里属于温和派的韦尼奥、让索内、迪科、丰弗雷德等人都被囚禁，其余的如佩蒂翁、巴巴卢、加代、卢韦、比佐和朗热内等人则四散逃亡。这些人首先逃到厄尔郡的埃夫勒，又转到卡尔瓦多郡的冈城，并且将这个地方变成暴乱中心。暴动者以在冈城召开的郡议会的名义，组建了一支军队，由温普芬将军担任统帅，并且对国民公会的专员、山岳党人罗默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实施逮捕，做好了进军巴黎的一切准备。
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于是准备刺杀5月31日和6月2日事变的元凶马拉。但她不明白，暴政并非系于一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以及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特·科黛实现了她壮怀激烈却于事无补的计划，然后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面对死亡。但遇刺而亡的马拉却因此比生前更受群众爱戴，人们在公共场所呼唤他的名字，民众团体的场所都安放了马拉的半身像，迫于形势，国民公会给予他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与此同时，马赛和波尔多出现了武装叛乱，里昂也发生暴动，并得到了六十多个郡的响应。不久，各党派爆发了普遍的暴乱，吉伦特派当初开始行动的一些据点被保王党占据。保王党希望能领导里昂的暴动，将里昂变为在南方的暴动中心。这个城市非常留恋旧秩序，这里的丝绸厂、金银刺绣厂、奢侈品贸易等都依附于上层阶级。因此在一开始它就反对这种打乱旧关系、贬低贵族和僧侣地位、破坏工厂的社会变革。在1790年制宪议会时期，逃亡的亲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灵，当时里昂在神父和贵族的领导下曾试图发动暴乱，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暴乱的思想却保存下来。和其他地方一样，里昂在8月10日后就准备发动群众革命，并建立群众政府。当时里昂的领导者夏利埃，是马拉的狂热追随者。经历了9月大屠杀和1月21日事变后，他的胆量更大了。
当时，共和派的低级阶层在市政府拥有权力，保王党的中等阶级在各区占优势，二者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到5月末，他们之间的争论开始趋于激烈，在战斗中各区取得了胜利，市政府则被包围和攻破，夏利埃逃跑后被抓住并处死。还受国民公会节制的各区义勇队，在国民公会面前辩解，说自己是受到雅各宾派和市政官的胁迫才作战的，国民公会对此没有理会。
6月事件不久爆发，在卡尔瓦多斯郡暴动的鼓舞下，里昂人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全城设防，构筑工事，收留逃亡分子，组建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由保王党的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指挥，并和撒丁国王一同策划军事行动。当时整个西部在动荡，对国民公会来说，以南方的武装叛乱为后盾的里昂暴动就更为可虑。保王党开始行动，各区联合起来宣布革命法庭的成员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募集了一万人的军队准备进攻巴黎。马赛的保王党也在伺机恢复活动，他们以共和派的面貌行动，最后才冠以自己的名义行动。在各区被保王党控制后，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次暴动的新的变化，感到绝望的雷柏基在马赛港跳海自杀。自从皮塞侯爵率领着少数军队混入吉伦特派后，卡尔瓦多斯郡的暴动也发生了变化，有了保王的性质。当时，波尔多、南特、布勒斯特、里昂等几个城市公开表示同情6月2日被处死的人，但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些城市都被雅各宾派控制，或者忙于和西部的保王党作战。
保王党借各郡的普遍暴动扩展了军事行动，初步获胜的旺代军占领了布雷絮尔、阿让通、土阿尔，在控制本境后又试图占据边境关隘，打开与法国以及英国联系的道路。6月6日，卡特利诺、莱斯居尔、斯托夫莱、拉罗什雅克兰指挥着由四万人组成的旺代军向索谬尔进发，攻下该城后又进军南特，以便稳固地保有旺代郡，并控制卢瓦尔河。卡特利诺率领旺代军继续进占翁热，渡过卢瓦尔河后佯攻图尔和勒芒，实际上却带领军队从右岸配合左岸的夏雷特同时向南特进攻。
似乎一切都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公会，在诺尔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区，国民公会的军队节节失利，中部有里昂军的威胁，南部受到马赛军压迫，西部则遭到了吉伦特派和旺代军的进逼，此外，两万皮埃蒙特军也侵入了法国。在阿尔贡纳和比利时战役胜利后，因为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的摩擦，军队与政府不和，尤其是这位总司令叛变后，武力反抗的情况更为严重。军事行动不再统一，军队也失去了高昂的士气，内讧不休的国民公会与失意的将军们之间也不再互相信任。
法马尔军营接管了迪穆里埃的残部，由当皮埃尔指挥，但战败后他们被迫退到布陕城下，当皮埃尔阵亡。从敦刻尔克到吉维这一段的边境也遭到了优势军队的威胁，虽然将居斯蒂纳从摩泽尔河调到了北路军，但也未能挽回颓势。法国的门户瓦郎西安失陷，军队连续失利，退到了斯卡尔普河南岸的阿腊斯，这里是巴黎的最后一个退守阵地。因为敌人的进攻和粮食短缺，加上摩泽尔河方面军被压缩而无法增援，美因兹方面投降了。英国政府认识到凭借饥馑就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于绝境，于是封锁了法国的所有港口，并没收了向法国运送粮食的中立国船只。这种旨在饿死全法国人民的新手段，迫使法国在三个月后不得不制定最高限价法，共和国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濒临解体的国民公会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斗争刚刚结束，胜利的一方还没来得及建立新政府。在各郡和边境的处境没有这么危急之前，山岳党曾召集各地的特派代表，开始制定人们期望已久的宪法。吉伦特派希望宪法能够在1月21日以前颁布，用法治来代替革命政体，不但以此来拯救路易十六，同时也为了预防自己遭到放逐。在5月31日以前，吉伦特派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山岳党人先是审判路易十六，后是排斥吉伦特派，通过这两次政变使国民公会避开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今，成为统治者的山岳党则急于颁布宪法，以便拉拢共和派，罗埃·德·塞舍尔则是山岳党的立法者。几天之内，国民公会便通过新宪法，并提交初级议会同意。
无论是在讨论宪法期间，还是在宪法提交初级议会之后，山岳党一直明白自己面对的威胁和危险。在国内，他们要镇压三四个党派，并消除性质不同的内战，以此挽回军事的失败，对外则要抗击反法联军，但勇敢的山岳党人在危急处境下并未惊慌失措。前来迎接宪法的四万四千个公社代表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宪法，并且提出要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民皆兵。
丹东同意了人们的要求，发表演讲说：“我们同意初级议会的代表们提出的实施战时紧急政策建议。国民公会现拥有了全国的力量，更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要求国民公会立即颁布法令，赐予初级议会权力，让代表在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和军需品，发动群众的力量，组建四十万人的军队。用我们的大炮来向敌人宣布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要进行庄严的宣誓：每一个人都要誓死消灭一切暴君！”然后，所有在场的代表和公民都宣了誓。
此时，由革命派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为各项活动的中心和国民公会的政权机构，几天后，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目前自由是所有公民的追求，因此，有人为此应贡献聪明才智，有人应为它归还财产，或者提出建议，或者出力流血。总之，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法国人都要响应祖国的号召，保卫我们的自由。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应该为自由服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由事业的需要，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我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能驰骋疆场，男子负责制造武器、运送弹药、筹备军粮；妇女则负责缝制军服和帐篷、看护伤员；儿童可以帮助改制绷带，老人负责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公共房屋改为军营，公共场地临时变作工厂，征用民间的马匹，群众手里的猎枪、刀剑及长矛都要变为武器。我们的共和国如今就是一个被包围的大城市，而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
这些措施立即被宣布实施，凡年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都作为新兵去补充军队，所有征来的粮食都要供应军用。一时间，共和国拥有了十四个军，一百二十万士兵。对共和派而言，法国成为了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厂，对反对派却是一座监狱。共和国在进攻公开的敌人的同时，还要消灭隐藏的敌人，于是颁布可怕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来针对国内的反对派。首先采取的是预防措施，图谋不轨的外侨遭到逮捕，君主立宪派和温和共和派被羁押，这些人在和平实现以前将被管制。5月31日后形势更加严峻，资产阶级、商人、中产者如同8月10日之后的贵族和僧侣阶级，成为罪犯的主要构成者。
此外，为了满足对内的需要，建立了一支由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组成的革命军队，为了确保革命者能保持纯正思想，发放了爱国公民证。俱乐部负责监督各级官员，每个区都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全方位对付国外敌人和国内叛乱分子。
山岳党人的胜利
在经历了韦尔农的初次交锋后，叛军立即溃散。温普芬纠集残部，企图卷土重来却未能得逞。从前极力维护吉伦特派的温和派阶层，变得软弱无力毫无斗志，在其他郡赞同宪法之后，这个阶层也借此机会承认错误，并在叛乱中心的冈城举行了忏悔仪式。
与此同时，卡尔托将军率领部队两次击败了南部的叛军，追赶他们到马赛，并乘势进占了马赛。失败后的保王党逃到土伦向英人乞援，并且将法国的这个重镇交给英国人，普罗旺斯才没有被制服。英国的胡德海军上将进入土伦后宣布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从海道运来八千名西班牙军队，解除法国舰队的武装，并占领了附近要塞，向土伦进军的卡尔托被迫退回马赛。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国民公会的军队仍然保持优势。根据山岳党专员的命令，他们进攻了叛乱的各重要城市，冈城被罗贝尔·兰代占领，波尔多被塔利安攻下，巴拉斯和弗雷隆则进入马赛。剩下的只有土伦和里昂未被攻克，南部、西部和中部的联合与进犯已构不成威胁，国内的敌人只处在守势。
克勒曼率领阿尔卑斯方面军包围了里昂，三个军团从四面围住这个城市，阿尔卑斯的老兵、革命的营队、新入伍的军队每天都在增援。起初，里昂叛军拼命抵抗，但南部的叛军已被卡尔托击退，无法提供援助。试图为里昂叛军举行牵制攻击的皮埃蒙特军，也被克勒曼所击败，里昂叛军失去前沿阵地后，又面临绝粮、士兵缺少斗志的困境。保王党的首领们意识到负隅顽抗无济于事，于是弃城而走。共和军顺利攻克里昂，在那里等待国民公会的命令。几个月后，击败里昂叛军的部队前去增援意大利方面军，在经过反复攻击和英勇机智的军事行动后，有精兵固守和坚强防御工事的土伦终于被攻下，落入共和军的掌握，结束了以攻占里昂开始的战役。
在进攻南特的战斗中，旺代叛军损失重大，统领卡特利诺战死，这次失败宣告旺代叛乱和外侵行动的终结。保王党放弃索谬尔，再次渡过卢瓦尔河退回原地，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强大，共和军追击到旺代境内后又被打败。比隆接替贝律耶将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率领少量兵力继续作战，但比隆的进攻方法不当，因此改任坎克洛和罗西尼奥尔为指挥，但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坎克洛与罗西尼奥尔的意见存在分歧，山岳党温和派的专员菲利波与救国委员会的专员布尔勃特也无法通力合作，由于步调不一致，行动不统一，这次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得到教训的救国委员便任命勒舍尔一人为统帅，准备在旺代展开大规模作战，想挽回损失。美因兹防军的支持改变了局势，这支防军拥有一万七千名久经战斗的精兵。保王党的军队在夏蒂荣、肖列连遭四次挫败，在沙场中莱斯居尔、邦尚、埃尔贝受了重伤，叛军在上旺代地区遭遇到彻底失败后，想要退到下旺代又担心被全部消灭，于是决定带领四万人的兵力离开本地。但这次撤退造成了他们的致命失败，他们首先在格朗维尔被击退，又在勒芒被重挫，最后在萨维内被彻底击垮，只有一千残兵败退到旺代郡。在努瓦木提埃岛失陷、当地将领夏雷特的部队溃散、拉罗什雅克兰死亡后，共和军控制了旺代全境。
为了防止旺代叛军死灰复燃，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极端手段进行扫荡歼灭。旺代郡叛军只剩下的十六个设防阵地，都被杜罗将军全部包围，并派出了十二支“凶狠纵队”在境内各地搜索，放火焚烧森林，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此外还实行了劫掠破坏，使这个地区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此外，在边境入侵的外国军队也被击退，并且在其他各边境地段采取攻势，揭开了1793和1794年战役的序幕。
5月31日之后，各军队将领与国民公会的领袖重新恢复，革命的推动力重新加强，战斗节节胜利。军队也曾和各党派一样发生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胜利，在1792年战争开始时，罗尚博、拉法耶特、吕克内等将领是立宪派，而迪穆里埃、塞尔旺、克拉维埃尔、罗兰等大臣则是吉伦特派，双方意见相悖，军队中的士气低迷，因此导致了战败。而在8月10日后，立宪派的将军被吉伦特派的将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克勒曼、迪龙替换，军队和政府之间统一了信念和行动。8月10日事变提高了人们的勇气，促使阿尔贡纳之战计划的产生，接下来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之间的争斗又导致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不和，斗志遭到挫败的军队导致了战斗的多次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迪穆里埃叛变。吉伦特派在5月31日被推翻后，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乌夏尔、迪龙被儒尔当、奥什、皮什格鲁、莫罗等人被替换，掌握政权的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革命的热情重燃，1794年的战役重演了阿尔贡纳战役和比利时战役的胜利，而卡尔托的军事谋略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王后和吉伦特派人之死
在战争期间，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残酷的杀戮行动，军队在战场上杀人，革命党派则在国内采取残酷手段镇压所有的反抗企图。他们认为保存自己是合法的权力，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在战斗时是敌人，在战败后则是谋叛分子，为此，他们用战争消灭敌人，用法律排除异己，以防战斗胜利后发生骚乱。为了报复、恐吓和自保，救国委员会决定实施残酷的政策。
巴雷尔宣布了对叛乱城市的准则：“里昂这个名称不应该存在了，应更名为自由城，并且要在城市的废墟上建一个碑，记载他们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碑文就写：‘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派遣科洛·德布瓦、富歇和库东前往到这个不幸的城市，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惩罚：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土伦叛乱者的命运与此相似，而没有勾结外国、叛乱不严重的冈城、马赛、波尔多等地，情况稍微好一些，没有遭到如此残酷的屠杀。
政府进行了有计划的残忍屠杀：为了对付欧洲反对派，判处路易十六的寡妻马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死刑，并在10月16日被首先处死；为了打击吉伦特派，判处该派的二十一人死刑，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兹、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尔、维热被集中处死；为了打击立宪派判处巴伊死刑；为了打击山岳党中那些企图抬高奥尔良公爵地位的人，判处了奥尔良公爵死刑。之后又处理了6月2日的大批罪犯。
抗议二十一人被捕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人也被捕入狱；但没有判处死刑。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些著名的被告勇敢而沉着，但韦尼奥雄辩的口才并没能拯救自己，听到判决的瓦拉泽用短剑自刎。拉苏斯则大声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而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这些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他们高声歌唱马赛曲：“一起走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暴政血腥的屠刀已经向我们举起……”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时代精神。吉伦特派其他领袖的命运几乎都这样悲惨：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的萨尔、加代、巴巴卢被发现后，也被处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在流浪一段时间后自杀；拉博·圣艾蒂安则被朋友出卖；罗兰夫人从容赴死，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般的英勇气概，而她的丈夫听到消息后，离开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逃脱后又被人发现，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在这次血腥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只有卢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勒萨日、拉雷韦耶尔·勒波。
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
10月10日，国民公会宣布革命政府成立之前，无论是内阁、公社还是国民公会，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政权集中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为权力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在国民公会内成立独裁政权，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成为必然。在山岳党和吉伦特派互相对立期间，国民公会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负责以非常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在5月31日前，救国委员会由大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的主要成员则是极端派的山岳党人。巴雷尔留任，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免去了丹东派埃罗·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职务，并且将巴雷尔拉拢过去，然后利用圣茹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掌握了委员会的权力。
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委员会的统治权，追随他的人担任了各个要职：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各郡的事务由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负责，军事由卡尔托、财政由康邦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由科多尔郡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等人负责；库东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巴雷尔则担任了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负责随时上台宣传。
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以及一些次要措施，和大委员会一样，治安委员会有十二个成员，三个月改选一次，成员们可以长期担任。这些人掌握着革命的全部力量。在圣茹斯特的建议下，建立了以独裁为目的的强力政权，实行古罗马式的十头政治，这种可怕的强力政权首先吞噬了山岳党的敌人，继而是山岳党和公社，最后自身也被吞噬。
救国委员会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支配一切，它拥有任免高级军官、部长、政府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官等职位的权力，既对各党派进行压制，也提出各种措施，它派出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并对各郡发号施令，借惩治嫌疑犯的条例随意处分对抗者，利用革命法庭随意处决人命，以制定最高限价法和征用的手段来支配所有的财产，甚至利用国民公会来控诉国民公会的成员，在这种独裁政权下，国民公会完全沦落为救国委员会的工具。
共和历诞生
出于战争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革新者与所有国家及各种政体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想将这个距离再次扩大，为了配合这次前所未闻的革命进行，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纪元，不但改变年份的划分，也更改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来代替星期，休息日也从星期日变为每旬的第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新纪元从共和国的奠定之日开始，即1792年9月22日。从9月起依次排列：秋季为葡月、雾月、霜月，冬季为雪月、雨月、风月，春季为芽月、花月、牧月，夏季为获月、热月、果月。每月分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顺序命名。此外，剩下的五天属于全年，被称为“无套裤日”，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分别称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舆论节”。1793年的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并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在此之后，公社和救国委员会也提出了各自的信仰：公社提倡“信仰理性”，救国委员会则提出“信仰最高主宰”。
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
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了这次反对吉伦特派的革命，但受惠者却是救国委员会。从6月到11月，作为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掌握着一切防御事务，公社试图反过来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企图摆脱救国委员会的控制，而市政自治派的目的与救国委员会恰好相反，它反对国民公会的专政而主张建立地方民主政治，主张以粗率的无神论代替信仰宗教，他们的旗帜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
在开创时代，革命总会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并体现出这些思想的思想体系，在危机时期，法国尊崇教皇的天主教派的代表是反对派僧侣，在哲学上的代表则是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信仰。在政治主张方面亦是如此，在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派的无限制民主的进程和斗争中，市政自治派失去领袖和支柱马拉，而救国委员会却保存了他们支柱和领袖——罗伯斯庇尔。
在下层阶级，公社的领袖们威望极高，他们的军事将领是革命军司令隆森，而宣传家则是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这些人得到了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中有一些外籍人员身份不明，这些人被认为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的间谍，企图用过激行动来倾覆共和国。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拥护市政自治派，在丹东时代和8月10日事变中，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员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那个时期组织了公社，后来这些人都进入了政府和国民公会；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所代替。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革命派——埃贝尔派，他们经常在《杜歇老爹报》上发布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论，对那些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进行嘲弄，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他们的强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闭、或者改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被迫在国民公会中背弃天主教，此外，国民公会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来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现象。
这种局势发展令救国委员会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准备制止和消灭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对这一派进行了攻击，他呼吁说：“代表人民的公民们，由各国国王派遣的联军使用阴谋手段，反对共和国的成立，对此，我们要组建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回击他们，用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行动来揭穿他们的阴谋。越是受到爱国主义者的打击，这些敌人和间谍越是加紧联系，并且以自由的借口来破坏自由。现如今，他们又处心积虑，借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在罗伯斯庇尔的言论中，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与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性质变得相同，他对国民公会提议说：“对于那些无法无天、与外敌阴谋互相勾结的狂乱行为，你们应当立即制止。对于公社这个特殊权力机关不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敌人效劳的行动，我要求你们立即惩处，并宣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干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又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除了要战胜公社外，救国委员会还要抵抗山岳党中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独裁政治的温和派，为了进行镇压还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实行独裁。丹东这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让国民公会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嫌疑犯，并以此来打击公社派，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丹东和他的同党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等人共同拟订了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们提出：要先稳定共和国的战场，在取得胜利后再实行安抚。当这一派变成温和派后，就被罗伯斯庇尔派从政府中排挤出来。
5月31日以后，狂热的爱国派认为丹东的行为暧昧，并没有为这次事变出力，而且又反对对二十二人的判决，遭到了人们指责的丹东，退隐到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来躲避风暴。这时的埃贝尔派已有很大发展，丹东在同党的要求下于霜月（12月）初回来。
这时，菲利波站出来指责旺代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指挥不当；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功绩卓著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此外，卡米尔·德穆兰在他《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表示赞同。德穆兰怀着狂热的激情，参加了从7月14日到5月31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赞同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国。他言辞激烈却心地宽厚，为了避免共和国会分裂，他参加了打击吉伦特派的活动，他将自己的党等同于共和国，甚至以牺牲公正和人道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拥护。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还用从前那种为革命服务的方式来打击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评论人物，他通过对古代暴君的嘲讽来影射当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连谈话都可能被视为政治犯，稍不留意，连简单的注视、忧伤、同情、甚至叹息和沉默，都能被当作罪行。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挂了一张祖先的肖像，就被定为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义双关的诗，就被视作反革命分子……”
德穆兰建议政府恢复温和、宽厚和公正的主张，这引起了狂热分子和独裁者的反感。对于革命的独裁制度，德穆兰不仅仅进行攻击，而且主张废除它，建立一个宽大的委员会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他的报纸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见面就先询问对方：“你最近看《老科德利埃党报》了吗？”此外，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等人，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鼓励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以恢复自由和权力。当时两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大，他们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逐步削弱，通过改变舆论来增加国民公会的勇气，然后通过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最后用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
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认为，十头政治中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由于软弱而拥护这个政策，库东则因为效忠罗伯斯庇尔才拥护这个政策，因此他们试图将罗伯斯庇尔拉拢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关系较为友好，此外罗伯斯庇尔秩序观念强烈、作风严谨，再加上他公开宣扬道德，这些因素都成为他们利用的条件。当时，罗伯斯庇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他曾经维护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派人免于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曾在公开场合对克洛斯和埃贝尔进行抨击，人们将他看作共和国的调解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争取到他，就能够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并且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影响。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就和罗伯斯庇尔会面交谈，当丹东遭到雅各宾派的攻击时，罗伯斯庇尔出面维护他。罗伯斯庇尔还亲自为《老科德利埃党报》批阅修改稿件，并且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茹斯特公开表示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当科洛·德布瓦出使回来后，进一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
在国民公会上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庇尔也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但由于他的威信很高，进攻和取胜都需要他，两方面都在争取他，因此没受到责难。凭借自己这种优越地位，罗伯斯庇尔站在两派之间并不加入任何一方，而是专心对付这两派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需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需要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因此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罗伯斯庇尔将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而救国委员会则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袒护温和派，希望通过打垮无政府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这对于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是有利的。
这个时期，共和国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共和国的不满普遍存在，两委员会认为还不是与欧洲列国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因此必须实行独裁来继续作战。在他们看来，埃贝尔派卑鄙而下流，它使人堕落，通过制造混乱来帮助外敌；丹东派则通过温和政治和道德败坏来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巴雷尔代表政府发言建议作战，并加强实际行动。几天后，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他反对自己曾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反对法治的政府，要求保持革命政府。他说：“国外，各国的暴君包围着我们，国内，拥护暴政的人在进行阴谋叛乱。如果姑息这种情况，他们必然要谋叛到底。为了共和国不灭亡，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待敌人的原则。如果说道德是人民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那么道德与恐怖就是人民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缺少力量的，我们只有用恐怖手段来制服自由的敌人，才能奠定共和国基础，革命政府的专制实际上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在这次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谴责了温和派和极端革命派，认为他们都希望消灭共和国，他尖锐地指出：“两派的旗号和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追求的却是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颠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做好了剥夺他们权力的舆论准备，他的演说得到了一致赞同，演说稿随即被发放给所有民众团体、政府机关和军队。
在罗伯斯庇尔公开表示敌意后，曾经同罗伯斯庇尔来往密切的丹东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地点选在了罗伯斯庇尔的家里，两人的态度冷淡，交谈却很尖刻。丹东满腹牢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罗伯斯庇尔则保持克制和冷静。丹东首先说：“我完全知道委员会的态度，但是我并不害怕他们的仇恨。”罗伯斯庇尔回答：“你想错了，委员会对你并无恶意，只是觉得你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丹东激动地反驳：“解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看到罗伯斯庇尔的脸色沉下来，他又补充说：“压制保王派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应该只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能混淆了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罗伯斯庇尔愤愤地反问道：“是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听到这句话，丹东苦笑着对同来的人说：“你认为呢？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起身离开了，这次分别后，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友好关系一刀两断。没过几天，圣茹斯特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的口气，对包括温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建议赋予政府最广泛的权力来对付公社派中的阴谋者。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他们的成员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尚等人，被当作外国间谍和国内的阴谋叛乱分子逮捕，并被解送到革命法庭。在首领被捕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卑怯地死去。通过这些行动，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各区委员会的权限也被削弱，公社被迫到国民公会中表示对逮捕和处罚措施的感谢。
丹东如果不起来自卫，下次遭刑罚的对象将会是他。但是他已经无所依靠，虽然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有所偏袒，但此时国民公会被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失去了政府和国民公会支持，也得不到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丹东除了被动等待没有别的选择。他的同伴们要求他进行自卫，他拒绝道：“我宁愿做受刑人而不愿做行刑人。”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雄辩的口才谴责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推翻他们的暴政，虽然旁人竭力敦促，但丹东明白，推翻一个已经确立的统治并非轻而易举，况且，国民公会也处在被控制威胁的地位，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效果。于是他只是勇敢地等待着，他相信敌人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芽月10日，有人来告诉丹东救国委员会正在讨论逮捕他，催促他立刻出走，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肯离开。但当天夜里，丹东在住宅中被逮捕，和卡米尔·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等人一起被押解到卢森堡宫，他被关押在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
人们对丹东的被捕忧虑不安，一时间流言四起，第二天国民公会在开会时，人们面带惧色地悄声询问，不知道为何对人民代表也要采取这种逮捕手段。勒让德尔说：“公民们，昨夜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除了丹东，其他人我不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认为丹东是无辜的，没想到却戴上镣铐。我要求在没有听到控诉之前，先将被捕的人叫来，让他为自己受到的指控答辩。”他的提议受到了会场的欢迎，有几位代表提议进行表决。
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出现在讲坛上，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已经很久不见的混乱情形，刚才发言人的话引起了骚动，由此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今天必须知道，是几个人重要还是整个祖国重要？我们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主动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偶像，还是等着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寥寥数语，罗伯斯庇尔就压倒了丹东的同党，使会场复归平静，勒让德尔也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圣茹斯特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言词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对他们在言论、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以及各种图谋方面进行指责，代表们在沉静中附和通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的控告。
被告们在革命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态度，迪马担任审讯丹东的审判长，他按照程序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说：“我是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人人知晓，今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即将消失，但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人们被丹东轻蔑而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所感动，但法庭以被告们不尊重法律为由剥夺了他们的辩护权，直接宣判死刑。之后，这些人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死刑。
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有大批的军队和监护队，随行的群众一路沉默。囚车上的卡米尔·德穆兰不甘地高呼：“公民们，难道这就是对自由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吗？”丹东则沉着而高傲，昂首挺胸地走到断头台前，他先是大声说：“我亲爱的妻子，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打断自己的话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敌人愈多，统治者要杀的人也愈多，身处血腥的人们无法自拔，直到他们被杀死。在吉伦特派垮台后，十头政治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卑鄙的埃贝尔派垮台后，他们提出了公正与忠诚；而在丹东派垮台后，他们提出恐怖和道德，并将丹东派指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