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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

第一节鲁国的特色

当春秋时代,鲁是一个弱国,始受制于齐,继受制于吴,终受制于越。但它也是列国中文化最高的。宗周的毁灭,和成周在春秋时所经几度内乱的破坏,更增加鲁在文化上的地位。前540年,晋韩宣子来聘,看到鲁太史所藏的典籍,便说“周礼尽在鲁矣”!先此数年,吴公子季札历聘诸国,到鲁国,特别请求听奏各种“周乐”。可见“周乐”亦“尽在鲁矣”。不独代表“精神文明”的“礼乐”为然,论“物质文明”也是鲁国首屈一指。前589年,鲁向楚求和,赂以木匠、绣工、织工、缝工各一百人。可见这些工艺在鲁国特别发达。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公输般,即旧日木匠行所供奉的“鲁班师父”,就是生于孔子死后不久的鲁国人。

当春秋时代,在多数国家,“周礼”已成一段模糊的历史了。但鲁人特别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它,并且当做一种重大的学问去讲求它。当时鲁国有一班人,专以传授礼文,并“导演”礼仪为职业。这种人叫做“儒”。鲁人之重礼信儒曾造成一段历史的话柄。鲁昭公有一次和齐君会盟。齐君对他叩头,他却只作揖还礼。齐人大怒。鲁国相礼的大夫解释道:依礼,寡君除非对天子是不能叩头的。试想当时齐国是何等强,鲁是何等弱;鲁对齐地也不知割过多少了,兵役也不知服过多少了;然而这一次毫不丢脸的叩头,只因为《周礼》上没有写着,便不能通融了。其后数年,齐人把昭公请到齐国的地方来会盟,特别督着要他叩头,他只得照办。当时齐人唱了一支歌嘲笑他道:

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这首歌,用现在话译出,大意就是说:

鲁人的顽固!几年都不觉醒。使我们又要奔波。一味死守着他们的儒书,引起两国间无限的麻烦!

第二节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

前518年鲁国三巨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临死,遗嘱他的家臣,大意道:“人之有礼好比树之有干,没有礼便站立不住。我听说不久将有一位显达的人出现,叫做孔丘。他是圣人的后裔,而本族在宋国被灭。他的祖先弗父何(按略与周厉王同时)原是宋国的太子而让位给宋厉公。弗父的后人(按曾孙)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世,受过三次的册诰命(按三命为上卿)而越加敬谨,所以他的鼎铭道: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他是这样敬谨的。臧孙纥(按乃鲁国以智慧著名的大夫)说过:“有明德的圣人,若本身不能得位,他的后代必定有显达的。现在将要应在孔丘身上了罢?我死后你们务必让我的两个儿子跟他学礼。”

孟僖子所述孔子的先世,还须要一点补充。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在宋国的内乱中被杀了。一说父嘉的儿子避难到鲁国,一说他的曾孙防叔始迁居鲁国,未知孰是。防叔的孙孔纥生孔子。孔纥是名闻于诸侯的大力士。历史上记着他两件战功:(一)前563年晋人率诸侯兵攻偪阳国的都城(在今山东峄县南五十里)。先锋的战士刚进入郭内,悬门忽然落下;幸亏孔纥在场,推起悬门,把他们放出。(二)前556年,齐师侵鲁,把鲁大夫臧纥围在旁邑里。孔纥亦在围中,他半夜率领三百名甲士袭击齐军,乘齐人忙乱中,把臧纥送走,然后回营固守。齐人无可奈何而退。此役之后五年而孔子生,那是孔纥晚年续娶的颜氏女所出。

当孟僖子死时,孔子年三十五。以前他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少年时便没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为贫而仕,先后替贵族管过会计和畜牧的事都很称职。他从少就是一个好学不倦而且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己曾谦说道:我少时微贱,故学会了许多鄙事。像射、御、诗、礼等经常的士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备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岁便立志向学,三十岁便站立得住。”所谓站立得住,就是学礼成功的意思,此后不久,他便成了一个名动公卿的礼学权威。当孟僖子的两个儿子来到孔子门下时,同门的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已很不少了。

他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很自然。他平常对人朴拙得像不会说话,但遇着该发言的时候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凡有所长的他都向其请教。便是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他的朋友“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他遇见穿丧服的人,虽是常会面的,必定变容。他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饱过。

他和弟子间相处的气象,从弟子的两段记录可以窥见。

有一天几位弟子陪着孔子闲坐。孔子道:“你们觉得我是长辈,不免有点拘束,不要这样。平常你们总说没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又有什么把握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国,夹在两大国中间,受着兵祸,又闹饥荒,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并且循规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问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样?”他答道:“五六十里或六七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于礼乐,另待高明。”孔子又问:“赤,你怎样?”答道:“并不是说能够,但想学学:像宗庙的大事和诸侯的聚会,我愿意穿着章甫,在旁边做一个小相。”(按章甫乃商朝的冠服,在仪式中相礼的人穿的。)孔子又问另一弟子:“点,你怎样?”这时他弹瑟渐缓,微音铿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们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各说自己的志向罢了。”他道:“暮春的时候,春衣既已做好,和少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里洗浴。洗完了,当着轻风歇晾,一面看人舞雩(按雩是祈雨之祭)。然后大家歌咏而归。”孔子听了喟然叹道:“我和点有同感。”

又一次,颜渊、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们何不各把自己的志向说说?”子路道:“愿把自己的车马轻裘,和朋友共用,用坏了也没有怨憾。”颜渊道:“愿不夸自己的长处,不表自己的功劳。”子路请问老师的志向。孔子道:“愿给老年的以安乐,对朋友以信实,给幼少的以爱抚。”

第三节孔子与其时世

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生于弭兵之会前六年。此会后,中原的战争暂时减少,但剧战的场所不过移到江淮一带,兵祸并没有真正消弭。在另一方面,环此会前后的一百年间,旧秩序的破坏加甚,至少在宋、鲁、郑、齐、晋等国,政柄落在大夫,君主成了傀儡;诸巨室彼此钩心斗角,不时搅起内乱,鲁国到底是君子之邦,它的巨室“三桓”(皆出自桓公的,故名),绝少自相残害。他们采用分赃的办法。前537年(孔子十六岁),他们把公室的土地、人民分为四份,季孙氏拣取了两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份,此后三家各对公室纳些小的贡赋,便算补偿。三家妥协,鲁君更不好做。前517年(孔子三十六岁),昭公讨伐季氏,结果给三家合力赶走,在外国流寓了七年而死。这还不够。恶人还有恶人磨。跋扈的大夫每受制于更跋扈的家臣,这也是鲁国的特色。前538年(孔子十五岁),竖牛叛叔孙氏,把他禁在一室,活活地饿死。前530年(孔子二十三岁),南蒯叛季孙氏,据了费邑三年。但这些还是局部的事变。前505年(吴王阖闾入郢之次年,孔子四十八岁),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勾结了季孙氏和叔孙氏两家中不得志的分子,起了一场大政变。名副其实的阳虎把季孙氏囚禁起来,迫得他立誓屈服,然后放他;更挟持鲁君,放逐敌党,居然做了三年鲁国的独裁者,而且不知凭什么手段,很得民众的归服。三桓也俯首帖耳,听阳虎驱使。后来阳虎要除去他们,将自己的党羽替代季孙氏和叔孙氏,以自己替代孟孙氏。本来隐忍旁观的孟孙氏(即奉父命从孔子学礼的孟懿子)被迫作困兽斗,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阳虎兵屡败,逃奔齐国。但次年(前500年)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侯犯又杀了邑宰,据郈作乱,幸而他无勇无谋,几个月即被解决。鲁国如此,本来破落的周室又复崩分。前520年(孔子三十三岁),景王死,王子朝纠合了无数失职的官吏和失意的贵族乘机作大规模的暴动,从此畿内扰攘了二十年,赖晋国屡次出兵援助,才得平定。

旧秩序的破坏不仅在政治方面,弭兵大会以前的长期混战除摧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外,还摧毁了许多的迷梦。它证明了“昊天不惠”,它证明了“渝盟无享国”一类的诅誓只是废话,它证明了“牲牷肥腯,粢盛丰洁”无补于一国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证明了人们最可靠的靠山还是自己。当郑子产昌言“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及”的时候,理智的锋刃,已冲破传统迷信的藩篱。从前尽人相信一切礼法制度是天帝所规定的,现在有人以为它们是人所创设而且是为人而设的了。从前尽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恶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说他罪有应得,并且对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叹道:“我还及见史官阙文,有马的借给人骑,如今都没有了!”这两件事虽然本身很小,它们的象征的意义却很大。它们象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总趋势,社会组织蜕变时所必有的趋势。因为旧道德的力量减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扩大,贵族和庶民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礼教的拘束和威仪的镇压已不够做统制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贵族感觉到制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岁),郑子产把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岁),晋人也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范宣子卒于前549年,其作刑书年不详),同样的方式公布。这些都是非常的创举,在当时受着严厉的诽议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已约略表过。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时代走的。他虽然还相信一个有意志有计划的天帝,但那已经不是可以用牺牲玉帛贿买的天帝,而是在无声无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绝口不谈鬼神的奇迹。有人向他请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请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远之”,教人“祭如在”。“远之”就是不当真倚靠它们;“如在”就是根本怀疑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既然根本怀疑它们存在,为什么还要向它们致祭,为它们举行繁缛的葬礼,并且守着三年的丧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报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仪节的迷信意义剥去,只给它们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义,这种见解虽然不必是孔子所创,在当时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复古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贵族脚下安守旧分的民众。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是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他对于管仲也是不胜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小小的千乘之国付托给他,如郑国之于子产,他的怀抱也可以稍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虽高,他对于一个弱国处理的切实办法,并不是捉摸不着。有一回他的门人子贡向他问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见信”。问:若不得已在三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兵。”再问:若不得已在余下的两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食。从古都有死,人民没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说:“一个国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穷,只怕贫富不均。”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大家只知道贫弱为忧的鲁国而发的。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

第四节孔子与政治

但是谁能拔用孔子呢?鲁昭公不用说了,他十九岁即位,“犹有童心”,况兼是个傀儡。孟孙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门人,但他还是个后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大权独揽。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礼乐,致孔子慨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发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齐国跑。

他到齐国,大约是避乱的成分少,而找机会的成分多。这时距齐人灭莱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国、栾、高诸巨室已先后被灭,陈氏已开始收拾人心,蓄养实力。景公固然不是个怎样的贤君。他的厚敛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归入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里“履贱踊(被刖者所用)贵”。他听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类的话,当然要皱眉。但他听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一类的话却不由不大赞“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够呢?他始终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齐七八年,虽然养尊处优,还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个胡芦,被人“系而不食”。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么?乘着鲁定公即位(前509年),鲁国或有转机,他便回到祖国。

他归鲁后约莫三四年而阳虎的独裁开始。眼光如炬的阳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会干谒到他的,却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个穷儒。依礼,贵臣对下士若有馈赠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贵臣门上拜谢。于是阳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时候,送一大方熟猪肉给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后去拜谢。可是他们竟在途中相遇,阳虎劈头就说:“来!我和你说句话。怀着自己的宝贝,却瞒着国人,这可谓仁吗?”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欢活动,却坐失时机,这可谓智吗?”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阳虎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岁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没有出仕,而阳虎已倒。这时他机会可真到了。他的门人孟懿子因为发难驱阳虎的大功,在政府里自然争得相当的发言权。季孙氏一方面为收拾人心,一方面感念孔子不附阳虎,便把司寇一席给他。这时孔子有五十多岁,距郑子产之死有二十多年。

子产的人格和政绩是孔子所称赞不厌的。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此时孔子的地位也有点和子产的想像;郑之于晋、楚,犹鲁之于齐、晋;郑之有七穆,犹鲁之有三桓。所不同的,子产自身是七穆之一,而且得七穆中最有力的罕氏拥护到底;孔子却没有一田半邑,而他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只有三个月,虽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从定公十至十二年)。但他在无可措施中的措施也颇有子产的风度。

前500年(定公十年)孔子辅佐着定公和齐景公会盟于夹谷(齐边地)。有人向景公说道:孔丘这人虽熟悉礼仪,却没勇力;假如叫莱兵逼胁鲁侯,必定可以得志。景公依计。不料“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孔子,早就设着武备。他一看见莱兵,便护着定公退下,并命令随从的武士们动手;接着说一番“夷不乱华……华不偪好”的道理,直斥齐人此举,于神是不祥,于道德是不义,于人是失礼。齐侯气沮,只得遣退莱兵。临到将要结盟,齐人在盟书上添写道:“齐师出境而(鲁)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立即命人宣言,齐人若不归还汶阳的田,而责鲁人供应,也照样受神罚。后来齐人只得归还汶阳的田。

孔子在鲁司寇任内所经历的大事,除了夹谷之会,便是前498年的“堕三都”运动。所谓“三都”就是季孙氏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孙氏的成邑;“堕三都”就是要将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费、郈都是旧日家臣叛变的根据地,而费邑自南蒯失败后,不久便落在另一个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阳虎的党羽,阳虎既倒,他还屹然不动。“堕三都”一方面是要预防家臣负隅作乱,一方面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来的政治主张相符的,故此他对于此举,极力赞劝,虽然主动却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门人子路,这时正做着季氏的家宰的。子路的发动此事原是尽一个家臣的忠悃。此时费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堕不可的。季孙氏地广邑多,毁一城满不在乎。但叔孙和孟孙二氏各毁一大城则元气大损,这也是于季孙氏有利的。叔孙氏犹有侯犯之乱可惩,至于孟孙氏堕城,好比一个无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剂大黄巴豆,完全是犯不着的。所以堕城议起,他一味装聋,后来定公率兵围城,没有攻下,便把他放过。但郈、费到底被堕了,堕费最费气力,孔子受季孙氏三个月的倚任就在此时。原来公山不狃不待季孙氏动手,先自发难,率费人袭入都城,定公和三桓仓皇躲进季孙氏的堡中,被费人围攻着。叛徒很快到定公身边了,幸亏孔子所派的援兵及时赶到,把费人杀败。其后不狃势穷,逃往齐国。

堕费之役孔子虽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497年),孔子便辞职,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有人说是祭余的烧肉没有照例送到,有人说是季孙氏受了齐人的女乐,三日不朝。孰是孰非,无关宏旨。总之,季孙氏的势力完全恢复了以后,再没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维持向日对孔子的礼貌了。鲁国再没有孔子行道的机会了。他只好再到外国去碰碰运气,虽然他不存着怎样的奢望。如鲁国一个守城门的隐者所说,他原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齐的韶乐虽然值得孔子再听,齐景公却值不得他回顾。卫虽小国,地理上和政治上却最与鲁国接近。恰好这时子路的僚婿弥子瑕甚是得卫灵公的宠信。去职的次年,孔子便领着一班弟子来到卫都帝丘(在今河北濮阳西南)。这时距卫人第一次避狄迁都——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迁到楚丘(在今河南滑县)有一百六十多年,距卫人第二次避狄迁都——从楚丘迁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当第一次迁都时,朝歌的遗民男女合计只有七百三十口。经过长期的休养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叹道:“好繁庶呀!”给孔子驾车的弟子冉有忙问:“既繁庶了,还要添上什么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还要添上什么呢?”“添上教。”

但此时卫灵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颠倒,哪里有闲心去管什么富咧,教咧,只照例用厚禄敷衍着孔子。孔子居卫些时,觉得没味,便又他去(前496年?)。此后十多年间他的行踪,记载很缺略,而且颇有参差。我们比较可以确知的,他离卫后,到过宋、陈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间在陈住了好几年;前485年(鲁哀公十年)自陈返卫;约一年后自卫返鲁。此外他也许还经过曹、郑,到过故蔡以外的楚境。在这长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独遇不着一个明君,而且遇了好几次的生命危险。当他过宋时,向戌的曾孙桓魋不知因为什么对他发生恶感,要杀害他,幸亏他改装逃脱。当他过匡(郑地?)时,受过阳虎荼毒的匡人错认他是阳虎,把他连群弟子包围起来。幸亏匡人没有错到底。在陈、蔡的边境时,因为无“上下之交”粮糈断绝,他和弟子们曾经饿到站立不起。

这些困阨并没有压倒孔子的自信心。当在宋遇难时,他说:“天生德于我,桓魋其奈我何!”当在匡遇难时,他说:“文王死了以后,文教不在这里吗?难道天要废弃这些文教吗?难道后来的人不得承受这些文教吗?天没有废弃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过不少隐者的讥讽。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两个并耕的农人问渡头的所在。甲说:“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鲁孔丘么?”“是的。”甲说:“这人便知道渡头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请问。乙道:“您是谁?”子路答:“是仲由。”“是鲁孔丘的徒弟么?”“是的。”“满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谁能改变它呢?而且您与其跟随到处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随避世的隐士呢?”乙说完了,不断的覆种。子路回去告诉孔子。孔子说:“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却和谁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变它了。”

但政治方面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热情终于不得不转换方向。当他最后由蔡回到陈的时候,他叹道:“归罢!归罢!我们这班天真烂漫的小子,好比织成了文彩斐然的锦,却不知道怎样剪裁。”这时他已隐然有以教育终余生的意思了。这时他确已老了,他已六十八岁了,虽然他一向总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五节孔子与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好几方面的开创者。这几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后世的“馨香尸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师儒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无类”,这就是说,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说过,从具“束脩”(十吊腊肉)来做贽见礼的起,他没有不加以训诲。这件事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这是“布衣卿相”的局面的引子。至于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作政治的活动,这也是后来战国“游说”的风气的创始。

第二,孔子以个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帮的人才,他的门下成了至少鲁国人才的总汇;他自卫返鲁后,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时,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这样一个知识的领袖不独没有前例,在后世也是罕见的。传说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这虽然近夸张,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迹见于记载的共二十五人。现在仅计他自己所列举跟他在陈蔡之间捱饿的弟子: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治见长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学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些人当中颜渊最聪明,最好学,最为孔子所叹赏,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废疾早死,无所表现;其余都是一时的俊杰。闵子骞曾被季氏召为费宰而坚决辞却。仲弓做过季氏家宰。宰我受过哀公的咨询,在政府里当是有职的。子贡、冉有皆先孔子归鲁。子贡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吴人,一次和齐人折冲,都不辱命。冉有做过季氏的家宰,于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前),当齐人大举侵鲁,鲁当局守着不抵抗主义的时候,激动季氏出兵。冉有并且用茅陷阵,大败齐军。子路为季氏主持“堕三都”及他后来留仕在卫,死孔悝之难,前面均已表过。前481年,小邾(鲁的南邻之一)的一位大夫挟邑投奔鲁国,要子路作保证,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卫国来求子路,说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国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话,你当不以为辱吧?”路答道:“假如鲁国和小邾开战,我不问因由,死在敌人的城下也可以。现在依从一个叛臣的话,便是认他为义,我可不能。”子游做过鲁国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里,听得民间一片弦歌声,因此和他开过“割鸡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过晋大夫魏成子(即后日魏文侯)的老师。因为孔子弟子多是当时的闻人,他们又多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信念;凭他们的宣扬,孔子便在上层社会里永远传下很大的声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艺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教训生徒;他的教训,经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下来叫做《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

孔门传授的技艺,不外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学习的《礼》、《乐》、《诗》、《书》。其中《礼》和《诗》尤其是孔子所常讲,弟子所必修的。

所谓礼有两方面,一是贵族交际中的礼貌和仪节;二是贵族的冠、婚、丧、祭等等典礼。当时所谓儒者就是靠襄助这些典礼,传授这些仪文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们所学习的礼当然包括这两方面。礼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但每一种礼节原要表示一种感情。感情乃是“礼之本”。无本的礼,只是虚伪,那是孔子所深恶的。他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还重。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原是对于讲究排场拘牵仪式的鲁人的一剂对症药。可惜他的弟子和后来的儒家很少领略得。

当孔子时,各种仪节和典礼大约已有现成的“秩序单”。这些“秩序单”,经过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陆续增改,便成为现在的《仪礼》。

《诗》三百余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实用的。平常贵族实际上的词令要引诗做装饰,朝廷享宴外宾时,照例要选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作欢迎词,这叫做“赋诗”。来宾也得另选一首或一章回敬,这叫做“答赋”。主宾间的情意,愿望,恳求,甚至讥刺,每“断章取义”地借诗句来隐示。在这种当儿,诗篇生疏的人便会出丑。故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任何贵官都有招待外宾或出使外国的机会,所以诗的熟习成为贵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诗当然也以他的应对功用为主。诗中含有训诲意味的句子,当时每被引为道德的教条。这一方面孔子也没有忽略。但他更进一步。他教人读诗要从本来没有训诲意味的描写,体会出人生的道理。这便是他所谓“兴于诗”。例如诗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

意思原是说一个生来美好的女子,可施装饰。子贡问这里有什么启示,孔子答道:“绘画要在有了素白的质地之后。”子贡跟着问:“然则礼要在(真情)后吗?”孔子便大加赞赏,说他有谈诗的资格。

诗和乐在当时是分不开的。《诗》三百篇都是乐章。而正宗的音乐不外这三百篇的曲调;除了射御和舞以外,音乐是贵族教育最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而他们平常闲居也不离琴瑟。孔子本来是个音乐家,虽然他在这方面成就完全被他的“圣德”所掩。再没有别事比音乐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这种享受他当然不肯外着他的弟子们。他的教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处在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他晚年曾将《诗》三百篇的旧曲调加以修订。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各是诗中的一门类,依着音乐的性质而分别的。经孔子修正过的乐曲,可惜现在无从拟想了。

后世所谓儒家的“六艺”,除了以前提到的《礼》、《乐》、《诗》和《周易》外,还有《书》和《春秋》。是时《周易》一书,除了卦爻辞外,又增添了象传。那是解释卦爻辞之文,孔子以前鲁太史所作的,韩宣子聘鲁时已经看见。卦爻辞或象传中含有劝诫意味的话,孔子偶然也引来教训弟子。但孔门的科目里并没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谈的。《书》,大部分是西周的档案,其内容或为战争时的誓师辞,或为周王封立国君时的册命之词,或为周王对臣下的告谕,或是王室大典礼的记录;另一小部分则是追记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语的。这类文件据说在孔子时有一百多篇,现在只剩二十八篇。《书》中训诲的话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学者引用。它是孔门的读本之一,虽然远不及诗的重要。

《春秋》本来是鲁国史官的流水账式的记录的总名,大约因为它每年必标举四时,所以简称《春秋》。它的内容可以现存的第一年为代表: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像这样的史记,列国都有的,大约鲁国的特别远久,特别全备。这些史记并不完全依事直叙。因为有些丑事,例如鲁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叙。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记错,来寄托褒贬的意思,或维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晋灵公明明是被赵穿弑了的,但晋太史董狐却因为赵穿的兄弟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贼”,便记道“赵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应晋文公的唤召去参加践土之会,而现传的《春秋》却记道 :“天王狩于河阳。”传说孔子曾采用与这两例一路的“书法”,将鲁史记中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为现存的《春秋经》。这一段所包括的时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称为春秋时代。《春秋经》之始于隐公不知何故,也许鲁史本来如此。它终于哀公十四年,传说是因为是年叔孙氏子出猎获麟;据说麟是预兆明王出现的祥兽,现在“明王不兴”而麟被猎获,孔子感觉道穷,因此含泪绝笔云。

总结孔子和六艺的关系:《诗》、《书》,他只沿用作教本,而时或加以新的解释或引申。《易》,他不过偶尔征引。《礼》,他加以重新估价,并且在小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礼用丝,孔子从众,因为当时用丝价廉;又古礼臣拜君于堂下,时礼拜于堂上,孔子从古礼,因为他觉得时礼近于放肆。至于《乐》和《春秋》,他虽加以修改,到底他绍述的成分多而创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学术上他果真是仅只述古的人吗?至少就道德的教说而论,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问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多的学习却把所得牢记的么?”子贡答道:“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我一以贯之。”他认定所有的道德规律中有一条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罗其他的。这种认识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发明。孔子的一贯之道,据他的高足弟子曾参的了解而他所没有否认的便是“忠恕”,忠恕只是一种态度“仁”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恕便是他所谓人人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意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广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的狭义是尽自己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不顾任何的牺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这种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说“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节孔子的晚年

孔子从卫归鲁,至迟当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为增加军赋的事咨访孔子。此时孔子已俨然一个国老,公卿不时存问,馈遗,国政也有资格过问。哀公十四年齐大夫陈恒弑君,孔子便斋戒沐浴,然后上朝,请求讨伐。和陈一丘之貉之三桓,虽能遏阻鲁国的义师,却不能遏阻孔子的义言。

和孔子的声望同时增加的是他的门徒,和门徒所带来“束脩”之类。此时他的生活很可以当得起一个退职的司寇;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食则“饭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合时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陈绝粮时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样的晚福他并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前479年)年四月(即“夏历”二月),他卧病七日而死,享寿七十四岁。

孔子死后,门弟子把他葬在鲁都城北泗水边,并且为他服丧三年,然后洒泪分手。诸弟子和别的鲁人依孔子冢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为“孔里”。冢前的空地,成了鲁儒举行乡饮、乡射等典礼的场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为他的庙堂,内藏他的衣冠、琴、车、书籍和礼器;孔门的儒者继续在其中学习礼乐。此后历尽四百年的兴亡和兵革,这庙堂里未曾歇过弦歌声。

孔子死后六年而越灭吴,又七十年而晋国三分,战国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