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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后人又称之曰儒。《说文》:“儒,术士之称。”可见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就秦而言,擢用东方游士,远自商鞍、范睢、蔡泽,迄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皆游士。李斯为相,亦游士。蒙恬为将,其先世由齐来,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赢姓贵族不见有掌握政权者。其太子扶苏,亦在蒙恬军中。然则纵称秦代为专制政治,而其决非贵族政治则可知。政治影响社会,社会亦影响政治。其时中国乃为一游士社会,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

汉高祖崛起,当时之从龙集团,实亦一士集团。能通一艺即为士,不分文武,萧何、韩信皆士。张良、陈平更当称为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显属士。汉高祖不明时变,乃欲恢复古代之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军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贵族与军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尝不想刘氏一姓世世为王,以迄于万世。就此一层言,汉高祖之政治意识,实较秦始皇帝为逊。惟高祖以平民为天子,与皇帝之以贵族传统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独称汉初为平民政府,其实如吕不韦、李斯、蒙恬之伦,皆平民跃起。故秦始皇帝时已非一贵族政府,汉高祖何得再创一贵族政府。其事之终不可久可知。

汉初分封,异姓王倏加诛灭。同姓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间王德,群王归附,较中央政府为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已平。武帝时,中央政府之规模体制,亦不得不变。最主要者,厥为将开国以来贵族军人之混合政权,明白转变为此下之士人政权。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特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乃东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贤良之荐入政府,非贵族,非军人,以社会上一士的身份而为相。

武帝时又始建太学,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郎为王宫侍卫,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员。为吏有成绩,重得进身为郎。然后由郎再获分发出任朝廷内外各官职。由于此一制度,自汉宣帝以下,凡为相者,乃无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内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汉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确然成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复封建政权之意想既失败,而汉武以下,天下归于一统,游士亦匿迹。故余特称汉武以下为“郎吏社会”。虽属创说,明有史证。

其先自儒、墨兴起,游士已代贵族阶层而为社会领导之中心。自秦始皇与汉武帝,在上之政府皆无法转变此趋势,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与社会相因应。故当时之社会既不得称为一封建社会,当时之政府,亦不得称为一专制政府,此皆有史实作证,不得空以名词相比附。

当时太学教育,乃以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为主。社会农村中一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此种宗族观念,远自封建时代传递而来。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谓之非。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世代传经,即可世代为卿相。于是虽无世袭之贵族,而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东汉之晚季。下至三国,中央政府崩溃,郎吏社会亦转成为门第社会。如袁绍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为一大门第。又如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门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吴三国,皆知名。其他不胜列举。惟曹操崛起寒微,对门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杨修、荀或,凡出门第,皆遭忌见祸,然亦终无奈于社会之大势。故魏、晋转移,而政府亦渐由门第操纵。此下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随政治而摇动。余故称此时期为“门第社会”。

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门第特权,初非由政府规定,与以前封建不同。又经乱世,如三国分裂,东晋偏安,五胡云扰,南朝之递禅,北朝之分东西,南北政权又相继亡灭,隋代亦继之颠覆。政治局势极度动荡,南方门第支撑于长江一带之新造区域,北方门第则崎岖于胡族政权下,而始终保其存在。及至唐代统一,盛运再临,而门第仍屹立。此当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长文详论其事。盖此一时期之门第,不仅能自保,而中国传统文化亦赖以维系。两汉经学以外,文学、史学,莫不有继续茁长之势。政治乱于上,而社会定于下。自汉迄唐,历史民族生命之护养,亦胥当时门第之力。纵谓当时门第,乃一种变相之贵族,然固不得加以轻视。

近人率以庄老清谈与当时门第并为一谈,此亦不然。门第维系,断非清谈之业绩。清谈仅在东晋南朝门第中有此一姿态。北朝及隋、唐,清谈显不占地位。故欲深究当时门第之共同实质与其一贯精神,断当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求之,而儒学尤其一要端。要之,门第乃形成于士族,门第中人,亦皆中国传统社会中之所谓士,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会合政治史学术史而融通一体求之,则当时之所谓士,率多囿于门第,有其一种特殊之形态与风格,其不同仅在此。

再换言之,当时所谓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汉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创统一盛运而更加以发扬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数皆产生于门第中。当时门第中人,决不当划出于中国传统社会领导中心士之一阶层之外。此一义,断当加以深沉之认识。

至于门第内容,细言之,有晚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时代之四种分别相,亦当探讨其相异所在,更进而求其会通合一。又进而求其与前汉后宋,一贯相承之所在。此当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会合求之。知其分,又当知其合。知其变,又当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时期有门第存在,而遽目之为犹是一封建社会。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继之者为进士轻薄。其时之所谓士,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就历史形势言,晚唐与五代十国,断不能与晚汉以至三国之一段时间相提并论。中国历史自秦以下,亦不断有衰乱世,但亦不得谓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则惟晚唐与五代,差可当之。其时,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之一领导中心已失其存在,而传统社会则犹未彻底崩溃。尤其在南方十国中,社会基础尚未大变,文化命脉尚未全绝,惟在极端摇动中。无以名之,则姑可名之曰“黑暗社会”。

宋代兴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极端以养士尊士为务。然就中国历史言,传统的士阶层之正式复兴,则已在宋兴六七十年后。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两人出,乃重见有中国传统之所谓士。然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此一形势,直至清末,余特为定名“白衣社会”。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大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

其时民间学术传布,印刷术之外,复有书院讲学。印刷术与书院,均已远起于唐代。而在社会上发生大影响,引起大作用,其事则始于宋。宋代政府贫弱,远不能与唐相比,而社会学术之盛,则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贫弱,而学术转益兴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势大变。其时学者,即传统之所谓士,相率杜门不仕,而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故元代之学术,经史文学,纵不能继步两宋,然较之明代,则未见远逊。元代初期如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皆不愧为旷世巨儒。中国历史上亡国时代,惟元初学术最盛。明代开国,如刘基、宋濂之徒,亦皆培养于元代。论其规模,亦未逊汉、唐、宋诸代之开国,而抑若犹有过之。明代科举之制,亦承袭于元。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标准者,亦自元抄袭。故在元代,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固未随之大变于下。学术文化传统依然如旧。其时己无门第,而白衣之士阶层,仍不失其为社会之领导中心。士阶层凭何力量而得如此,此当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之潜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关、闽理学之贡献,亦自可见。

满清入关,明遗民志节之高抗,学术之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炳焕,尤过于元初。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殆无其匹。政府亡于上,顾亭林谓之是亡国。而社会士群,则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国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传统。清廷异族政权虽控御中国逾两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国社会则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直接间接,莫非明遗民所赐。清末辛亥以前,国人倡导革命,即以明遗民为号召。尤著者,乃见于当时群相诵读之《国粹学报》。风声所播,人心奋昂,影响深厚,远较宣传西方美、法革命为尤过。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散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谓中国尚停滞在农村社会的阶段,不知中国城市兴起,亦已历两千数百年,其为历代首都所在地,如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乃及燕京,与夫其递盛递衰,如战国齐之临淄、赵之邯郸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镇等且不计。如春秋末之吴,秦代统一后之广州,汉兴以下之广陵即扬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绵亘两千年以上。唐人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黄巢之乱,广州大食商人被难死者达十万人。金兀术渡江南下,苏州一城死者五十万人。即略读马可波罗游记,亦可见其时中国各地城市遍布之盛况。钞票始行于南宋,至元而大盛。银号汇兑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远出国外,如汉丝、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烦详举。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以较西方社会,希腊、罗马有农奴,而中国无之。中古时期有封建贵族、武装堡垒与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国无之。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之兴起,而中国亦无之。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者,西方亦无之。果能平心从历史演进中尊重具体实例,一一加以比较,则中西方之社会相异,显然可见。

社会体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腊之市民政权,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扩充成为一国家。罗马帝国之军人政权,以及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有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之演进,在中国史上,皆无其例。秦、汉以下,全国大一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室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惟在铨叙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远地区,文化较低,人才稍次,较难得卿相高位。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干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抑犹有进者。互观中西双方历史,而论其政府与社会之比重,可谓中国政府乃以社会为基础,西方政府则仅以社会为凭借。故中国政府自秦以下,实皆由社会士人组成,王室虽在政府体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决不得谓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预政,政府随即崩溃,但社会传统则赓续如旧。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

以较西方历史,希腊未有国,罗马有国,然其国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会。故罗马帝国非即罗马人之天下,帝国亡,仍若与罗马人无关。欧洲现代国家兴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会建国,则至少葡、西不必分建两国,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奥、匈则不得成一国。而且中古时期以下,全部西欧,同操拉丁语,同信耶稣教,亦尽可成立为一国。欧西社会,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终成为多国。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当前之现代国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复盛,英、法恐亦将皆然。此乃西洋史与中国历史相异一大要端,诚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欧人,好言自由,力争民主,而屡起革命。此乃对社会言,非可对国家言。而中国历史则诚如近儒梁任公言,乃无革命。实可称西方革命,乃限于社会性,非可谓是国家革命。至如中国古代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中国传统之所谓革命,实属国际性,而非社会性。依西方史言,则不啻一国对另一国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再自中国史言之,秦代一统,固可说由秦消灭了六国。深一层言之,乃是当时中国社会新兴之士阶层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贵族阶层。故秦始皇帝时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雏形。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至汉武帝则士人政府乃确然正式成立。中国之士阶层,乃由社会产生,不由政府产生。故中国史上自封建而改为郡县,实可谓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下至三国,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为外族政权外,南方诸政府,何尝不由社会中士阶层来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与中国社会中之士阶层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两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议会政党政治,亦乃是由社会来组织政府,非可谓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会之上。故在西方社会中,仅可谓有知识分子,不得谓如中国之有士阶层。故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亦可谓乃先有其内在资本社会之病痛,而始有帝国主义之崩溃。

任何一社会,经历某一段时期,无不需变。即论中国社会,如余所陈,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门第、白衣,亦已历多阶层之变动。惟均不失仍为一士传统。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边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飞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尽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日解体。

姑举婚姻一项言。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妇关系须得法律承认,而法律则操于政府。中国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会风俗上,夫妇关系之奠定,在礼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礼定成俗,礼俗起于道义,乃人生社会事。而不可谓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则刑法之比重超越乎礼义,中国则礼义之比重更超越乎刑法。但今亦可谓西方邢法仅属社会性,而中国人之礼义则属政治性。其实西方婚姻制度之得以维持稳定,更要因素则在宗教。宗教则仍属社会性,非属政治性。但自科学日兴,宗教信仰日衰,而资本社会之日常生活,乃更使婚姻制度易趋解体。

日本为中国文化之一支,其社会形态亦属中国型。其男女关系夫妇制度,更属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

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群认为中国人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引此诗句,肆为诟厉。不知门前雪急需扫除,自当由各家各户自扫,瓦上霜在别家屋上,自可不管。夫妇为人伦之始,男女之防一破,性交泛滥,婚姻仳离,此其妨碍人生大道,何止如门前之雪。若求扫除,则需男女人人,各各知耻自好,此非私德而何?私德既丧,何来公德?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乃有共产主义崛起。凡属资产,尽成罪恶。清算斗争,集中劳改,此岂乃为公德?

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

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物质财产资本,不啻尽求纳入社会中,实即亦是一种公化。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观中国社会全部演变史而综合言之。儒、墨兴起,古代封建社会一变而成此下之四民社会,若为中国社会演变史中之第一大变,实则其变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贵族为圭某,尧、舜、禹、汤、文、武为圣君,伊尹、周公为贤相,述而不作,未尝有近代吾国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样态度。称道诗书,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则师法大禹,要之则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贵族平民,亦同是一人。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会为一人,始能在政府为君相,为官僚。苟其君不行君道,则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政。太甲悔过,伊尹自桐宫迎回。成王既长,己知为君之道,周公亦归政。尧、舜有禅让,汤、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为,惟以人道为依归。

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论道主“仁”,墨子论道主“兼爱”尚义,所不同者属第二义,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义,在原则上,则无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贵族,而实非反贵族,所反在其人之无道。此下百家迭起,无不皆然。惟韩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狭,乃为后代中国人所弗信。故孔墨虽同对在上者有讥议,而同受当时在上者之尊崇。所谓游士社会,朝秦暮楚,所至有给养,受重视,绝非贵族平民间之阶级斗争,如近人所谓之推翻与打倒。而古代贵族、平民间显分阶级之封建社会,乃亦终于告终,消散于无形。

故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有变,而仍有一不变之大传统,此乃吾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今当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领导社会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贤相”,在后则曰“士”。作之君,作之师。君在上,师在下。政府社会,自“道”论之,皆属一体。自秦以下,中国一统,为君为太子,亦必有师,亦必同为一士。而孔子遂为至圣先师,其在社会之地位,尤高出历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觇中国社会之特征。

希腊有民族,有文化,有社会,但无国家,因亦无政府。各城市有民选议会,处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务,如斯而已。罗马有国家,有政府,乃操纵于军人集团。向外扩张,而成为一帝国。帝国统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会。如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兰西乃及其他地区,在同一政府统治下,但并非同一社会。帝国崩溃,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乃分由贵族武装堡垒及教会所统治,其情形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不同。中国封建,在社会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会之上无政府。社会无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无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会,权在政府,与中国大不同。

及现代国家兴起,规模虽小,实承罗马传统来。而文艺复兴后之城市兴起,则承希腊传统来。故沿意大利半岛之地中海及北欧波罗的海诸城市,其成为国家转在后。西、葡海外寻金,风声所播,荷、比、英、法继起。罗马、希腊两传统,渐汇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议会政治之建立。在内为民主,属希腊型。在外为帝国,属罗马型。于是西方现代国家,乃始建基于社会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国道路。但其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

中国社会非无工商业,非无城市,其事远在战国时已然。惟与希腊不同。希腊有城市工商业,有社会文化,而不能有国家。中国先秦则两者兼有。逮汉、唐一统,其国家与政府,又与罗马不同。罗马由军人政府扩展向外而成为帝国。汉、唐政府乃由全国社会之向心凝结而成,虽曰大一统,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国。汉起丰沛,唐起太原,立国中心,则并不在此。

故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之领导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职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则建本于工商业,如希腊。其国家则建本于军人武力,如罗马。故西方传统重视富强,恶衣恶食乃其所耻。近代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渊源胥由此。中国传统,向不重富强。今则一慕富强,而近百年来之中国社会,乃由此而变质。士之一阶层,已在社会中急剧消失。社会失所领导,领导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姑无论西方社会亦己临必变之际,而邯郸学步,一变故常,外袭他人,事亦不易。即谓有成,亦不啻亡天下以求存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或终有理想之新士出,以领导吾国人,从四千年旧传统中,获得一适应当前之新出路,则诚所馨香以祷矣。

(一九七七年作,一九八七年五月《动象月刊》载)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