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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历书

“历书”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节气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对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广大百姓中得到广泛应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历书,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封建王朝时代,由于它是由皇帝颁布的,所以又称“皇书”。我国古代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职。秦汉有太史令,唐代设太史局,宋元有司天监,明清改名为钦天监。明代崇祯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在徐光启等统领下的“历局”组聘专业人士编纂了《崇祯历书》。清初,传教士又将《崇祯历书》略作整理进呈给清帝,改书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成为当时天文学家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著作,对我国天文学发展影响很大。

中国的阴阳合历不仅考虑月亮的圆缺变化,而且要考虑到太阳的周年运动。据考证,中国大约从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阴阳历了。

阴阳历的平年有6个30天的月,6个29天的月,加起来是354日,与一年的长度365日差11天。如果总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每三年就会差出一个多月。于是古人就想出了每三年加一个月的办法,这个多加的月就叫作闰月。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三年加一个月太少,不能补上三年差出的33天;五年加两个闰月太多,又超出了五年差出的55天,如果在19年中加上7个闰月就能得到满意的结果。19个回归年是6939.75日。19年有228月加7个闰月是235个月,235个月合计是6939.55日,与19个回归年的日数6939.75只差0.2天,也就是差不到5个小时。

阴阳历基本上能保持月份和气候的冷暖相一致,不会像阴历那样,甚至在六月也可能出现下雪的天气。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几块甲骨片上,整整齐齐地刻着六十干支表。这些甲骨片不像其他那样有灼痕,显然不是占卜用的,后人推测它们可能在殷商时期起着日历的作用,是专门用来记日的。干支记日法就是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以六十为一周期。如果假设某一天为甲子日,那么第二天就是乙丑日,第三天就是丙寅日,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干支记日法是中国古人的一项重要创造。关于殷代历法,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以干支记日、月亮的月相变化记月、太阳的周年运动记年。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加在一年的年尾称为十三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大小月间隔,有连大月。

从《春秋》一书中可以大概看出:春秋时期的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以日月合朔那天为初一,称为朔;最后一天称为晦。春秋中期,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并能够计算大致准确的朔日。春秋末期,出现了《四分历》和19年7闰的闰周,古代历法出现了新的进展。《四分历》的年长为365.25日,并以19年7闰的规律置闰,也就是说235个朔望月和19年等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85日,比早先认识的一个朔望月长约为29.5日精确多了。

战国初期,周天子权势衰落,各诸侯国割据一方,不再听命于中央,就连使用历法都是各用各的。这一时期使用的历法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历,统称古六历。虽然名字各有千秋,但它们其实都是四分历,只是有的把岁首放在十一月,有的放在十二月或是一月;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历法的起算点和历元也不同。

汉代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沿袭了秦的做法,历法也不例外,仍然使用秦的颛顼历。但颛顼历经过一百年的积累,误差已经相当大了,经常是初一、三十都能看见月亮,十五晚上出现缺月的情况。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一些天文学家测算到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正好是日月合朔和发生冬至的时刻,是最理想的历元。于是,太史令司马迁上书汉武帝,要求下令改历。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建议,下诏书召集天文学家开始改历,采用了邓平和落下闳的改历方案,并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

《太初历》用夏正,以寅月为正月;19年中加7个闰月,并把闰月安插在没有中气的月份之中。这种置闰方法能够把月份和气候的冷暖变化调节得更合理,被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外,《太初历》还给出了比较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和首次给出了交食周期。《太初历》具备了历法的基本要素,如二十四节气、朔晦、闰周和置闰法则等,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刘洪(约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山东蒙阴)人。刘洪是东汉的王室子弟,从小对天文历法特别感兴趣。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编制了《乾象历》。

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是29.530542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秒降到4秒左右;回归年长度365.246180日,误差从660秒降到330秒。在刘洪以前的约600年中,这两个资料的精度要么和颛顼历的精度差不多,要么比颛顼历还差。

《乾象历》最主要的成就在月亮运动的研究上。早在刘洪之前,天文学家就认识到月亮的运动并不均匀,而是时快时慢,并且月亮轨道离地球最近点的位置也在不停地向前移动。虽然在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刘洪提出了近点月的概念和计算它的长度的方法。刘洪还创立了中国古代计算月亮不均匀性改正值的传统方法,后世所有的历算家都沿袭了刘洪的方法。月亮在白道上运行,白道与黄道的交点叫作黄白交点。刘洪不但首先发现黄白交点在沿黄道退行,并且给出了具体数值。

刘洪的《乾象历》使传统历法的基本内容更加完备,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已经形成。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范阳遒郡(今河北涞水)人,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很多人知道祖冲之的名字,是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正确地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的人。但是,祖冲之对中国历法的贡献也是卓越的,这些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编制的《大明历》中。

《大明历》采用的朔望月长度为29.5309日,这和利用现代天文手段测得的朔望月长度相差不到一秒钟。在《大明历》中,祖冲之提出了在391年插入144个闰月的新闰周。根据新的闰周和朔望月长度,我们可以求出《大明历》的回归年长度是365.2428日,与现代测得回归年长度仅差万分之六日,也就是说一年只差46秒,这是非常精确的资料了。冬至点是制定历法的起算点,因此测定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对于编算历法来说非常重要。可是在祖冲之之前,历算家们一直认为冬至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历法制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差。为此,祖冲之把岁差概念引进历法中之后,大大提高了历法计算的精度。

到了隋代,刘焯在编制《皇极历》时,重新考虑了前人的岁差概念。他发现过去人们认为岁差是由赤道不动、黄道沿着赤道向西滑动所造成的论点,其实并不正确。应该是黄道不动,赤道沿着黄道运动,因而要计算岁差应该沿着黄道进行。刘焯在岁差问题上的贡献不亚于虞喜和祖冲之,可惜的是,《皇极历》由于受人排挤未得颁布,刘焯提出的黄道岁差也没有人采用。此后,岁差在中国古历中犹如浪里孤舟,若隐若现,唐初傅仁均在编制历法时考虑了岁差,紧接着李淳风在编制他的《麟德历》时又否定了岁差,直到僧一行才真正让岁差在历法中立住了脚。

《大衍历》共有七章:《步气朔》讨论如何推算二十四节气和朔望弦晦的时刻;《步发敛》内容包括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置闰法则等;《步日躔》讨论如何计算太阳位置;《步月离》讨论如何推算月亮位置;《步晷露》计算表影和昼夜漏刻的长度;《步交会》讨论如何计算日月食;《步五星》介绍的是五大行星的位置计算。这七章编次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成为后世历法编次的经典模式。

人在地面上观测天体位置和在地心观测天体位置是不同的,两者的差就是视差。对北半球的观测者来说,当月亮在黄道北时,视差使月亮更加靠近黄道,从而更容易发生交食;而在黄道南时,情况则相反。这个现象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张子信就发现了,但是历算家们还不知道怎样把它考虑到交食计算中。僧一行在编算《大衍历》时发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同地理纬度、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视位置有关系。他针对不同的地理纬度和太阳、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创立了计算公式,虽然这些公式都是经验性的,却使日月食的推算向前迈了一大步。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也是行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从元代颁布开始,历经整个明代,一直到清初的360多年中,使用的历法实际上都是《授时历》,只是名称有所变化而已。

《授时历》之所以沿用这么长时间,和它的计算精度非常高有很大关系。首先,它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天文资料,如它的回归年的长度365.2425日,这和现行的西历所采用的数值是一样的;其次,它吸收了《统天历》首先发现回归年的长度在逐渐变小的观点,规定一百年中回归年的长度减小0.0001日,虽然这个数值有点大,但它与《统天历》相比,还是要精确一些。

我国最早的历书是装裱成轴,用毛笔书写,大约到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木板刻印的历书出现了。历书发展演变至今,远不能与昔日的历书相提并论,它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其种类而言,就有年历、月历、日历、农历、怀历、台历、挂历、万年历等多种;随着社会信息、科技文化不断进步,其内容更是无所不涉,丰富多彩;设计形式不仅多样化,且更富有文化艺术气息,带有名人书法、诗画的历书、年历品种,往往就是一件收藏品,因此,时下重视收藏各类历书、年历的人愈来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