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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和魏徵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任用。第二年他便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说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魏徵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曾向魏徵问道:“何谓明君、昏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徵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唐太宗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唐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徵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徵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魏徵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李世民

贞观十年,魏徵奉命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7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徵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唐太宗上了“十思”:“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派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赵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