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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说起刺客,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起“荆轲”的名字。荆轲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试图以一个刺客的身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刺客,他想做的事,和荆轲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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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粟郁子(参看《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一个渺小的个体。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暗杀大王”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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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个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管理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接管合肥。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还逼得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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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到1923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世界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政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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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杜月笙的故事,参看《“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张延龄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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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掌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和他的下属们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中国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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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说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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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33年。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共产党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汪精卫被刺杀现场混乱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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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无法可想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他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给余婉君安排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人生的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用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不到两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正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待得长久。倒不是因为其他,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王亚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王亚樵而言,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也是他以悲剧收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