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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1

刘湘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

在这15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于是,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1918年到1937年这19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2

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仇”,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去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50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肃然起敬——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死字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3

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民革命军,但一直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10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50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40余万,民众募捐50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川军出川,川人夹道欢送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但是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辖5个军3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接下来,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证明自己了。

4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月1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着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10月12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轰击,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伤亡巨大,但二十军死战不退。

二十军第一二四师第八〇五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后来回忆:“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积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做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人。”

装备最恶劣的二十军第二十六师打到最后,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仅剩下600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师,成了淞沪战役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5000人,撤离战场时仅剩600多人。

淞沪会战中,川军伤亡惨重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

5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精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枪20挺。

在缺衣少枪的情况下,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介石随即让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接收,结果程潜也坚持不要。

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诸葛亮扎个稻草人都能吓退敌兵,川军比稻草人肯定要强吧?

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

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前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在滕县,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在那场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发出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

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王铭章在城破之时,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最后身中数弹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当时在城外血战)参谋长邹绍孟等人。

王铭章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除少数突围外,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有不同说法,说没有那么多)。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6

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中,14个川军将领是1938年之前,也就是出川一年间就阵亡的。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这些主要战场,到处都是川军的身影。

在这些将领中,有一位最高将领,是病死的。那就是刘湘。

刘湘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其实当时是坚决反对刘湘出川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胃溃疡。

胃溃疡发作的时候,刘湘经常会吐血。出川前,他请了一位德国医生做诊疗,医生关照他必须要开完刀才能走,但刘湘不答应,把德国的那位医生一起带上了。

1937年11月中旬,刘湘抵达南京,此时中国军队已从淞沪会战败退,日军先后攻占嘉定、常熟等地,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兵分两路逼近南京。作为负责该地区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曾向蒋介石请战,将川军两个集团军集结,由他来指挥保卫南京(后来选的是唐生智)。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立刻通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3日,因吃了螃蟹,刘湘病情加重,胃出血不止。次日傍晚,蒋介石亲携张群、钱大均至刘湘处探视,劝其出京治疗,而刘湘则要求继续坐镇指挥。

11月27日,刘湘陷入昏迷。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刘湘乘船离开南京,入住汉口万国医院。12月上旬,刘湘的病情略有好转,可以由人搀扶走路。那个时候,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以刘湘开始考虑四川作为大后方安排大批内迁人员。

1938年元旦,刘湘发表了《长期抗战中的四川》一文,文中提到四川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四川是一致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并深信有四川作为抗战的一个忠实后方,抗战一定能够进行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

但就在这一天,刘湘知道了一个让他难堪的决定: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蒋介石撤销了他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其实接任者是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没有了职务,他就没有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尽管他作为一个病人,确实难堪指挥重任,但刘湘认为,蒋介石应该事先告知他。

1月13日上午,刘湘的老友冯玉祥来访,据后来门口的卫士回忆,当时刘湘情绪激动,大声说过“今天抗日,我出川军十多万,将来历史上,国人会知道我刘湘是什么人”。

1月17日,刘湘病危,医生马上要求给他输血。从前线赶回来的川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输了300毫升的血,但当时刘湘的血管已经萎缩,连血都很难输进去了。

刘湘终于决定开始写遗书: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功赴前线,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

不意宿病发,未竟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月20日,刘湘病逝,享年50岁。

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恤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刘湘那段“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会大声诵读。

在他病逝后,有人在他房间的抽屉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手写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

馒头说

一直以来,不少人会有一个疑问:刘湘在大后方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川抗日?

有一个说法是,刘湘为了避免被蒋介石裁军。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谋求统一的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川军的裁撤和渗透工作,刘湘此时率军出川,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周旋手段。

但不管刘湘出川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川军是实打实抗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刘湘就耗光了手里六个精锐主力师。在之后的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中,川军凭借低劣的装备,用自己的血肉和勇气,打出了自己的军威。说刘湘和川军将士纯粹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抗日,这对他们不公平。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来,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到1945年,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占全国总兵员1/5强。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不仅仅是出人,还有出钱。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1937年至1945年,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 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达到了1/3。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四川成都市的人民公园。

这座雕像,展现的就是那时候最典型的一个川军士兵形象:大砍刀,斗笠帽,简陋的步枪,短裤,草鞋。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当年浩浩荡荡,满腔热血,出川抗日。

中国的军界,原本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多了一种说法,叫“无川不成军”。

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