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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

我十七岁的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那天,正好是军邮车上山的日子,这个生日便像美丽的项圈,久久地悬挂在我胸前。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锥,将我所在的部队,托举到了离海平面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这正是平原上麦秸垛金黄而干燥的时光,昆仑山却已万里雪飘。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发出的禁令,我们将与世隔绝到春天。

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我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但心中总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对我说:也许军邮车今天会来的。

你骗人!我大叫。有时候猛烈地指责别人说谎,其实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实。

军邮车大约每月从新疆喀什开上昆仑山一次,日子并不准,仿佛一只来去无踪的青鸟。老医生戍边多年,他的话有时像符咒一样灵验。“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后一辆车,总是军邮车。山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他晃着满头的白发,像一丛银针。

那天夜里,军邮车像破冰船一样,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个军营为之沸腾。我们真想欢呼,但军人只有打了胜仗才允许欢呼,于是我们屏住气盯着一处房舍。房舍门口站着两个威武的士兵。因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边防军人们跑去抢信,从此在军邮车到来的日子,分拣信件的房间便加站双岗。

各单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驿马接到加急文书,拔腿就跑,去把信件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

在高原上奔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活儿一般都分给腰细腿长的年轻人,但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执拗地要做这件事。知情的人私下里说,他家中有很老的双亲、很弱的妻子、很小的孩儿,想信比别人更甚。

老医生说,有一年封山的时间格外长。半年后军邮车首次上山,信件一直摞到分拣人的胸前。他们在信海中游走,呼吸都很困难。

老医生抱着一大摞信,我们扑上去抢。那时候干部去干校,知青接受再教育,妻离子散的多,信件也格外多。每个人都像蜘蛛一样,吐出思念思索的长丝,织一张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网。

霎时老医生手中就空了,接下来是唰唰地撕信,信皮的断屑萧萧而下。

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仿佛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从洁白的笺纸中探出来,抚摸着我额前飘动的乌发,心便不再凄然。

再看同学和朋友的信。我的同桌此刻在遥远的西双版纳,信中夹了一朵花的标本。她说这是景洪最美丽的花,有沁人肺腑的香气。夹花的那页信纸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想象得出花盛开时的娇嫩。我低头嗅那被花汁浸泡过的地方,哪儿有什么香气,有的只是纯正而凛冽的冰雪气息缭绕其中。

我连夜回信。平常日子,营区是柴油发电机供电,每晚只亮两个小时,然后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几下眼睛,熄灭了。军邮车一来,首长便传令延长发电时间,以利于拣信和回信。首长其实也很盼信到来。

同屋的女兵嘤嘤地哭了起来。她的小侄子病了。我们都放下笔去劝她。然而,女孩子常常是这样:越劝哭得越欢畅。

老医生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告诉离得这么远的一个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吗?我家里人是从不这样的。”

不一会儿,女兵停止了哭泣,因为从老医生送来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经好了。

“要有经验,”老医生说,“把信全拆开,码饼干似的排好,从最后面的看起,前面的只能做参考。”

这自然是至理名言。这么办,时间长了,我们也发现了弱点。好比一本荡气回肠的小说,快刀斩乱麻先看了结尾,再回过头去细细咀嚼,便少了许多悬念和曲折。

那一次军邮车上山,老医生没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们家的逻辑,没有信来也许就是出事了。他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冬天。

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营地,每逢有人下山,就会挨门挨户地问:“我要走了,要不要带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这件事上也绝对平和而周到,这是高原的风俗。

有时候突然写好一封信,又不知谁能带走,就在吃饭人多时喊:“谁能下山,告我一声。”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说:“我知道你父亲的名字。”“你看过我的档案?”我问。“不是。几年前我为你代发过家信。”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是托什么人又转到他手中的,于是赶忙表示迟到的谢意。

在我十七岁生日过去半年的时候,收到了西双版纳同学的回信:“那朵花怎么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绝不可能没有香气!”

信是老医生送来的。这是开山后的第一次通邮,他也很快乐,他的家里寄来了平安信。有时候他又突然疑惑,说他家会不会有什么事瞒了不肯告诉他。我们都说不会不会,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离了你,根本就办不了事,怎么会瞒你!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心宽许多。

终于,轮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诉我们:他下山时专门预备一个提包,为大家装信。我便对着昆仑山皑皑的冰雪,咬着笔杆,从从容容地写了大约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尽我的才能。

我双手捧着这摞信,郑重地交给老医生。他的白发在雪峰的映衬下,晃动得像一盆水中的粉丝:“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为大家发信。假如回信快的话,下次军邮车上来,你们也许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军邮车像候鸟,飞来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见回音。原来他下山乘坐的车翻了,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银发苍苍的头颅,那个装满信件的旅行包,顷刻间化为青烟。

那三十封信,只有给父母的那封,我重写了托人发出。给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兴致重写。只要抓起笔,老医生的白发就在眼前灼目地闪动,眼珠便发酸。大团大团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结。

后来,在老医生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老。满头灿然的白发,是昆仑山馈赠他的不能拒绝的礼物。

他死了以后,军邮车还带来过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广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城。又在地图上仔细寻找,那地方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该是非常炎热的。老医生的家乡,距离昆仑山大约有一万五千里。

那封迟到的信,边缘已经磨损,好像烙熟又蒸了几遭的馅饼,几处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坚韧的透明纸粘贴过,上面打着蓝色的印章:“邮件已破,军邮代封”。

不知这是否是封报平安的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