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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小网和乡村记忆

灯下,写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论青年女作家的构成及创作走向。繁复的资料像麦秸垛湮没着我的思绪,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蒙混过关。

我从众多的资料当中挑选出翔实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贯、双亲文化水准、个人经历、学历、婚姻恋爱史、发表处女作的时间、创作的题材领域和基本风格等,综合了一张庞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门别类地统计在上面,像国民生产总值的计划图表。

我在杂芜的材料中艰难地挺进。那个答案——或者说是论文的观点,像礁石似的渐渐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纸上。因为肤色黑,她的牙齿显得格外白,微笑着注视着我。

她,是我姥姥那个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早年间,他们出来当兵,在遥远的新疆生下我。我半岁的时候,父母东调入京,我也就跟着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五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回老家看姥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农村。农村的小姑娘围上来,问我城里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讲。

“你们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里住楼房。”我说。

“什么叫楼房?”为首的小姑娘问。她黑黑高高瘦瘦,九、十岁的样子,叫小网。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描述楼房。吭哧了半天之后,我说:“楼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房子。”

大伙儿一通哄笑。小网闪着白亮的牙齿对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盖房子。”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们的头,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就甭想和大伙儿一块儿玩了。

她们接纳了我。

结论一:女作家个体多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艺术家的直系后裔,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明显的人才链现象。

“咱们今儿上坡去。”小网说。

我们老家处在丘陵地带,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觉得叶子精致得像花。小网说,你给咱看着点儿人,咱扒花生吃。

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柜台里的粉红胖子,不知道它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对这个建议充满好奇和恐惧。我说:“要是人来了,让人抓住了可怎么办?”小网说:“你就大声喊我们。”她又对大家说:“花生带多带少不是最要紧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着。要是万一有人来了,大伙儿就朝四散里跑。要是往一个方向跑,还不让人一抓一个准!”她又格外叮咛:“有人追的时候,就在树棵子里绕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当时愣愣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满崇拜。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看见她站在蓝绿色的花生秧里,指挥若定地说着这些令人可怕的话。海风把她稀疏的黄发刮得雾似的飘起,有几根发丝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头拨起,继续说话。

开始干活了。小伙伴们拎着花生秧,利索地豁开地皮,像提网兜一样把潜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网打尽。我吃惊地发现,花生并不像商店里卖的那样规格统一,而是个头悬殊。运筹帏幄的小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给我。

过了一会儿,我一抬头,哎哟我的妈呀!一个彪形大汉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张着磨扇一般的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就这么大天白日地偷!”

“快……快跑呀……”我发出最后的警告并身体力行。

大家按照事先的周密计划,四处逃窜。

我不知道,那个大汉为什么在众多的偷盗者里单单追击我。也许是因为我率先逃跑,移动的物体更易引发注意。

他很胖。我往山上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上山,可能是那么急切地往山下跑,非一个跟头栽下去不可。我个儿小灵活,正确的战术居然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这时,面前出现了一片小树林,我记起了小网的话……

结论二:女作家群体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作家的学者化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我开始绕着树跑,决定把这个胖子甩到看不到的远方。我绕了一棵树又一棵树,力求每一个圈都完美无缺。当我气喘吁吁地绕了最圆的一个圈以后,我看见彪形大汉像泰山似的立在我面前。

“你是谁家的?”他问。

“我是我姥姥家的。”我很悲壮地说。既然被抓住了,就敢做敢当。

“你姥姥……哦,你是跟你妈回娘家。说说吧,你妈叫什么名字?”

我只好告诉了他。他兀自嘟囔了两遍,嘴巴还动了一动,好像把这个名字咽到肚里去了。

“好了。你走吧。”他说,自己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荒漠的坡上,第一次感觉世界如此恐怖凄凉。我知道自己把妈妈出卖了,不知道什么厄运在等着我可爱的妈妈。

小伙伴们像幽灵一样从一棵棵树影背后闪现出来。她们静静地望着我,把狂奔之后残余的花生果捧给我。

“不吃不吃!”我烦躁地把花生打落在地,“你们刚才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救我?”我质问。

小网走过来。我说:“都怪你,怪你!你让我围着树绕,我绕了,结果被抓住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也得看该绕不该绕啊!”

我说:“你赔我妈妈。”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妈妈没事的。他把家里大人名字记了去,是打算秋后罚款。你们过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里去罚你妈?”

我说:“要是我家还没走,他就来罚钱,可咋办?”

小网极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平日里大伙儿都没有钱,他可罚得到什么?”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网把兜里的花生掏给我,说:“就着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满嘴冒白浆,又赶紧往舌头上搁了一块小网给我的熟地瓜干。我确实品出了一种奇异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岁的全部经历打赌:肉绝对不是这个味儿。

她们离肉已经太远,肉在记忆的无数次咀嚼中变质。

“好吃吗?”女孩们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好吃!”我响亮地回答。

我看见小网深深地低了头。那块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从家里偷出来的。

面对稿纸,我对那时的我仇恨刻骨。儿童的直率有时是很残忍的东西。有一天,小网对我说:“我要上学去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对妈妈说:“我也要上学。”妈妈说:“你才五岁,上的什么学?再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北京。”

我说:“我要上学。”

妈妈只好领着我去学校,除学费之外,多交了几块钱,说请费心,权当是幼儿园了。

教室里总共有三块木头。两块钉在地里当桩,一块横在上面做桌面。每人从家里带个蒲团,就是椅子了。

结论三:女作家的个人感情经历多曲折跌宕,婚姻爱情多充满悲剧意义。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心灵史。

在大约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似乎没有记住一个汉字,好像也没有学会任何一道算术题。在记忆深处蛰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学会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一是小网的学习非常好,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表扬她。

有一天,小网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对我说:“以前我把你说错了。”

我大为好奇,说:“什么错了?”

小网说:“你看。”说着,把书翻到了很后面的一张。

我大惊失色,说:“这还没有学呢,你就能认了?”

她说:“也不全能,凑合着看吧。不说字了,咱看画。”

我说:“画怎么啦?没什么呀!”

她说:“你看那房子,双层的。这就是你说的楼吧。你比我小,可你见得比我多。我以后也要到外面去。”

后来,我回北京了。有时见到楼房,就会想到小网。轮到妈妈给老家写信时,我就说:“问问小网。”妈妈说:“小网好着呢,问一回也就得了吧,怎么老问?信是你姥姥托人写的,人家可不知道什么小网!”

等我自己学会写信了,我就给小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到同学家里看了电视……(那是1964年的事,电子管的电视还很稀罕。)妈妈看到了我的信,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小网能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这不是显摆吗?”

我想,小网一定是愿意知道电视的事情的。我绝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诉小网。不让写这些,我又写些什么?

我把信撕了。

后来,老家的人来信说,小网结婚了。嫁给一个东北人,到寒冷的关外去了。人们说,小网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还嫁不出去呢!后来听说她回过家,拉扯着一溜儿的孩子,右胳膊让碾机给铰断了,只剩下左手。大伙说,别看小网一只手,比两只手的媳妇能干。一只手能转着圈地擀饺子皮。有好事者说:“一只手能包饺子俺信,可怎么擀皮?”人们偷偷地说:“小网包饺子的时候,把案板搁炕上。人站在地上,歪着头,用下巴颏儿压着面剂子,一只手擀得飞快。只是她包饺子的时候不让人看,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美。”

我写下了论文的最后一条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尚没有一位是来自最广阔原野的农村女性。同当代青年男作家结构构成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