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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谁来洗碗

古时的民谚和今时的营养学家都教诲我们“晚吃少”,但对于忙碌的普通人来说,晚饭总是一天中最隆重的家庭盛宴。

于是,有了“晚饭后,谁来洗碗”的问题。

如果奢华到可以去饭馆里吃,自然是服务员来洗。如果雇了保姆或小时工,就是打工者洗。如果家中有任劳任怨的前辈,就是老人来洗。如果要锻炼娇生惯养的子女,就是孩子来洗……当然还有种种的特殊情况,都不在本文范围。这里讨论的对象,特指夫妻双双上班、收入平平、买不起洗碗机的工薪族,也就是说,将它局限在最普通的饮食男女之间。

洗碗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一个家庭不可以须臾离开它。听过一对新婚夫妇大打出手的传闻,起因就是谁都不愿意洗碗,便每顿饭启用新碗。好在是新人,亲朋志喜的礼物里有大量碗盆。然而坐吃山空,当最后一个碗也干涸了汤汁之后,男方指责女方不尽妇道,女方说:“碗又不是我一个人消耗的,凭什么非要我来洗?”争论的结果是从文斗变成武斗,所有的碗摔碎之后,分道扬镳。

这个故事也许极端了一些,但月光下,没有因为晚饭后洗碗问题有过龃龉的家庭,大约不多。

认识一位男劳模的妻子,负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真是高风亮节,但是她拒绝洗碗。客人到她家,看到窗明几净,唯有厨房里堆积着成山的脏碗。大家说:“你既然把别的事都做了,何苦和这几个碗过不去呢?一捋袖子几分钟不就干完了吗?”女人说:“我什么都干了,他单刷个碗还不应该吗?要是连碗都不洗,这个家还有个公平没有呢?”

家庭内部,洗碗有象征意义。它不单是一个体力劳动的问题,还具有某种价值法则。

晚饭后,谁洗碗?我不是权威的统计部门,采取的是很局限、很笨拙的口头调查。问了十个家庭,结果有八位主妇扬眉吐气地告诉我:“晚饭后,丈夫在洗碗!”

我相信这个数据的部分可靠性。很多男子汉不无自豪神色地谈到自己“气管炎”的时候,最充分的一个论据是——我们家的碗都是我洗的!

洗碗于是成了中国城市男人值得夸耀的家务政绩,成了中国女人“翻身得解放”的铁案。

沾满油污的碗,真就承载了那么强大的心理价值吗?

许多年前的大家庭,洗碗也许是很繁重的劳动,要到井旁打水,要用碱去油污,打碎了碗要受到长辈的斥责……但在如今的城市里,工序已被大大简化。水是自来水,油腻由“洗洁灵”对付,抹布由“百洁丝”代替……一个三口之家的锅碗瓢盆,假如是手脚比较利索的人勤勉操作,一定可以在十分钟内结束战斗。洗碗只是诸多家务劳动中的一项,虽然比较烦琐。它现在被女人得意地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或者说是被男人有意贬到一个下贱的地位,是否为了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家庭中谁负担了更多的劳动?

例如,晚饭是谁做的呢?只要不是让家人吃方便面,一顿初具规模的晚饭,从自由市场的采买,到热气腾腾地端上餐桌,必定比洗碗要耗费数倍的时间与体力。在我上述调查的十个家庭中,都是女人做饭。我们甚至可以说,洗碗的男人绝大多数是不做饭的。因为不做饭,他的愧疚、补偿、感激、将功折罪,就表现为洗碗的行动。

洗碗在家庭中的惩罚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你没做饭,所以你得洗碗。”女人说。

因为男人洗了碗,洗碗又是一种卑下的劳动,所以男女找到了一个对等的支点,于是心理平衡。

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洗碗和做饭的劳动量和它们的技术含量并不相等。人为地将某一种劳动打上耻辱或者高尚的印记,给予劳动本身一种原本不属于它的附加值,有意无意中为一个深藏不露的目的服务——用较少的劳动与较多的劳动平衡。这种平衡不单是体力时间,而且是心理、道义、舆论。换句话说,是用一种虚幻空洞的口头价值,弥补劳动上实实在在的赤字。

洗碗的男人自我夸耀,几乎成了一种社会习尚。也许是善意吧,但我以为,本质上是洗碗者不自觉的自我辩护,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特制的盾牌。

男人和女人同样奔波,同样辛苦。回到家里,共同承担家务,这其中很难分清谁应该干得更多一些。但洗碗与做饭就像散步与疾跑,它们的劳动量显然是不相等的。一定要说它们相等,或者用种种调侃和误导,让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保持平衡,假如不是糊涂,就有些像瞒天过海的小商贩,成心要缺斤短两。

晚饭后洗碗的那个人,是很辛苦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但洗碗只是所有家务劳动当中的一部分,一只碗无法抵挡烦琐、细致、辛苦的其他劳动。夸大一点不及其余,便弥漫着别有用心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