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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少作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三十五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已令我骄傲,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二十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个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为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沓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声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地富反坏”对我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么味儿,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说:“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着跑出去,还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红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问:“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把你杀了?”我毛骨悚然,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有什么办法?”首领手一挥说:“这还不好办,让他拉在裤子里……”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的样子,一个劲地感谢我。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我阵线不清。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将心比心,觉得太难受了。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认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要泼冷水,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我强烈反对这样做,挺身而出,几乎同一个班的人为敌。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大伙看我这么坚决,就退了一步。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有时想起往事,还说:“毕淑敏,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觉悟那么高?”我说:“这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关系,我只是想,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多冷啊!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学校有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下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艰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十一年。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那盏亚德里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那时我十六岁半。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

我被雪域的博大精深和深邃高远震骇住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不知道除了灯红酒绿的城市,还有这样冷峻严酷的所在。这座星球凝固成固体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尘。它无言,但是无往而不胜,和它与天同高与地齐寿的沧桑相比,人类多么渺小啊!

我有一件恒久的功课,就是——看山。每座山的面孔和身躯都是不同的,它们的性格脾气更是不同。骑着马到牧区送医送药时,我用眼光抚摸着每一座山的脊背和头颅,感到它们比人类顽强得多,永恒得多。它们默默无言地屹立着,亿万斯年。它们诞生的时候,我也许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无意义地飘浮在空气中,但此刻已幻化成人,骄傲地命名着这一座座雄伟的山。生命是偶然和短暂的,又是多么宝贵啊。

有人把宇宙观叫做世界观,我想这不对。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当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时候,你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宇宙,它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颗地球。但宇宙实在是一个比世界大无数倍的概念,它们之间是绝不可划等号的。通过信息和文字,你可以了解世界,但只有亲身膜拜大自然,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宇宙。

我还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汤原汁地携带着自己的旧有观念返回城市。这块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种对于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强硬地灌输给每一个抵达它的海拔的头脑。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这种置换几乎是毁灭性的。我在花季的年龄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它与我摩肩接踵,如影随形。高原缺氧,拉练与战斗,无法预料的“高原病”……我看到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有的时候,都为自己的依然活着深感愧疚。在那里,死亡是一种必然,活着倒是幸运的机遇了。在君临一切的生死忧虑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谛,与它无所不在的黑翅相比,个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

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返回来,努力完成生命给予我的缘分。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卫生员,病人都说我态度好。这样,我很快入团入党,到了1971年推荐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军医大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荐了我。一位相识的领导对我说:“把用不着的书精简一下,过几天有车下山的时候,你就跟着走了,省得到时候抓瞎。”

我并没有收拾东西,除了士兵应发的被褥和一本卫生员教材,我一无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时之内,携带全部家当迁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因为我不愿用任何未经最后认证的消息骚扰他们,等到板上钉钉时再说不迟。

几天,又几天过去了。我终于没有等到收拾东西的消息,另外一个男卫生员搭顺路的便车下山,到上海去念大学。我甚至没去打听变故是为什么,很久之后才知道,在最后决策的会议上,一位参加者小声说了一句:“你们谁能保证毕淑敏在军医大学不找对象,三年以后还能回到阿里?”一时会场静寂,是啊,没有人能保证。这是连毕淑敏的父母、毕淑敏自己都不能预测的问题。假如她真的不再回来,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培训名额,待学业有成时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热土。给我递消息的人说,当时也曾有人反驳,说她反正也嫁不到外国去,真要那样了,就算为别的部队培养人才吧。可这话瞬间被窗外呼啸的风雪声卷走,不留一丝痕迹。

我至今钦佩那时的毕淑敏,没多少阅历,但安静地接受这一现实,依旧每天平和地挑着水桶,到狮泉河畔的井边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较浅),供病人洗脸洗衣。挑满那锈迹斑斑的大铁桶,需要整整八担水。女孩其实是不用亲自挑水的,虽然那是卫生员必需的功课。只要一个踌躇的眼神一声轻微的叹息,绝不乏英勇的志愿者。能帮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里,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队里有高达四位数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数字的女兵,性别比例上严重失调。军队有句糙话,叫“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蝉”。每个女孩都确知自己的优势,明白自己有资格颐指气使,只要你愿意,你几乎能够指挥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独自把汽油桶挑满,就像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闲地挑着满满两大桶水安静地走着,换肩的时候十分轻巧,不会让一滴水泼洒出来。我不喜欢那种一溜小跑很逃窜的挑水姿势,虽说在扁担弹动的瞬间,会比较轻松,但那举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时候,有许多男性的眼光注视着我,想看到我窘急后伺机帮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会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种自律,而且是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凭自己的努力,已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我就会放弃。我并不认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生活状态,它过于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太注重最后的结局了。在一切时候,我们只能顺从规律,顺从自然。

开始学做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惊心动魄的解剖课,其真实与惨烈,任何医科大学都不可比。记得有一个肝癌牧人故去,老医生对我们说:“走,去看看真正的恶性肿瘤。”牧人的家属重生不重死,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解放西藏后,解放军的专有称呼,救苦救难的菩萨兵),活着的人赶着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玛米们把尸体安放在担架上,抬上汽车,向人迹绝踪的山顶开去,将在那里把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与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还给他化验过血,此刻他却躺在大厢板上,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单子底下自由滚动,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汽车再无法向前。我们把担架抬下来,高托着它,向山顶攀去。老医生问:“你抬前架还是后架?”我想想说:“后面吧。”因为抬前面的人负有使命,须决定哪一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我实在没有经验。

灵魂肯定是一种有负重量的物质,它离去了,人体反而滞重。我艰难地高擎担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隔着被单颤动着,坚硬的指甲鸟喙一样点着我的面颊。片刻不敢大意,我紧盯着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个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几乎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交换位置。我抑制着喉头血的腥甜,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老医生沉着地说:“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

终于,到了伸手可触天之眉的地方。担架放下,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山顶的砂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流利地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罕见啊……”

秃鹫在头顶愤怒地盘旋着,翅膀扇起阳光的温热。望着牧人安然的面庞,他的耳垂上还有我昨日化验时打下的针眼,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张纸。尽管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最轻薄的一档,还是几乎将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稀薄的血液像红线似的无休止流淌……我使劲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他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生命”。

一个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洞彻生死,实在是一种大悲哀,但你无法拒绝。这份冰雪铸成的礼物,我只有终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态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笔写在黑板报上的小诗,被偶尔上山又疾速下山的军报记者抄了去,发在报上。周围的人都很激动,那个年代铅字有一种神秘神圣的味道。我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我主动投的稿,我不承认它是我的选择。以后在填写所有写作表格的时候,我都没写过它是我的处女作。

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学,在学校的时候,依旧门门功课优异,这对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成了一名军医,后来,结婚生子。到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我找到阿里军分区的司令员,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十几年。现在,我想回家了,为我的儿子去尽职责。”他沉吟了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和培育开花或是不开花的草木……我极力想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发的绿豆芽雪白肥胖。自给有余外,还可支援同事的饭桌,大伙说可以到自由市场摆个地摊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脉管深处,经过冰雪洗礼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质的东西发生过,并将永远笼罩着我的灵魂。在寒冷的高处,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鹰呼唤着我,既然我到达过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域,它就将一种无以言传的使命强加于我。

我开始做准备,读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对于一个生活稳定、受人尊重的女医生来说,实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几乎是在“半地下”的状态做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给予我深长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准备过程挺长,大约用了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的时间,当助跑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我第一篇小说的写作。

关于以后的创作,好像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写着,尽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觉尽了力,也就心安。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假如没有意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写的文字能印在报刊上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并不成熟的作品,曾给我重病中的父亲带来由衷的快乐,他嘱咐我要好好地写下去。父亲已经远行,最后的期望在苍茫的天穹回响。为了不辜负他们的目光,我将竭尽全力。

认真地生活和写作,以回答生命。当我写作第一篇作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