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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生命

科技发展了,现代人读的是电子读物,乘的是波音飞机。作家,比以前不好当。你能看到的书,他人也能看到。你能参观的自然景点、异域风光,别人也许去过的更早更多。从前的诗人,骑一小毛驴,走啊走,四蹄就踏出一首千古绝唱。现代你就是跨着登月火箭,也是干抓一把火山灰阑珊归来。

也许是不自信,我基本上不写游记,不写历史,不写我的时代以外的故事。我将笔触更多地剖向我所生长的土壤,目光关注危机四伏的世界。

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与梦想(绝无贬低专写短篇小说的大师的意思)。几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写作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具体写什么内容,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多年储备,很有几份材料是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它们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棱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箩里,召唤着我,期待着我均匀地摇动它们,让它们身上包裹更丰富的米粉,缓缓地膨胀起来,丰满起来,变得洁白而蓬松,渐渐趋近成品。

委实有些决定不下。想写这个,那个又在诱惑;放下这个,又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既然对我来说哪个都敝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广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么。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这样一比较,对于毒品的痛恨和有关生命的哲学思考,就凸现出来。也许是我做过多年医生的经历,同病人携手与死亡斗争,我无法容忍任何一丝对生命的漠视与欺骗。也许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当兵的十几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样宝贵与短暂,发誓永远珍爱保卫这单向的航程。

一位屡戒屡吸的女孩对我说,她是因为好奇加无知,才染上毒瘾的。我说,报上不是经常宣传吗,你为何置若罔闻?她说,我们不看报,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写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早点读到,也许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学有那么大的效力,就像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相信医学可以战胜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过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笔,与生命对话。

整个《红处方》的写作,是离开北京,在我母亲家完成的。有朋友问,你写作此书的时候,是否非常痛苦与沉重?我说,不是。当我做好准备进入写作状态时,基本上心平气和。我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何地迂回,何地直插,胸中大体有数。长篇小说是马拉松跑,如果边设计边施工,顿挫无序,是无法完成整体设计的。

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稍许锻炼后,开始劳作,像一个赶早拾粪的老农。母亲为我做好了饭,我不吃,她也不吃。在这样的督促下,我顿顿准时吃得盆光碗净,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约三个月后,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养在电脑里,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约三个月后,最初的痕迹渐渐稀薄,再把初稿调出。陌生使人严格。看自己的东西,好像是看别人的东西,眼光沉冷起来,发现了许多破绽。能补的补,能缝的缝,当然最主要的是删节。删节真是个好帮手,能使弱处藏匿,主旨分明。

书出版后,很多电视台来联系改编电视剧的事,前后大约有几十家吧。天津电视台的导演和制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谈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我被他们的诚意感动,说,那我就把《红处方》托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郑重地把这件事做好。

我想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