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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五十年并不遥远

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冯骥才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