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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鼠搬家

“文革”期间我总共搬了六次家,所有搬家都是被迫的。所以我自嘲为老鼠搬家,还有一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先是结婚,家里没房,自父母家搬到松竹里2号,跟着又迁到睦南道58号后院。我喜欢这个私密性强的独家小院,关上门,自成一统,别人看不见我们的生活。夏天里种上丝瓜葫芦,再用竹竿支个棚架,待到枝蔓爬满,绿叶重重,葫芦丝瓜有姿有态地垂吊下来,大鸡小鸡在下边一跑,我便从中放个板凳坐坐,饶有意趣地尝到瓜棚豆架的味道。到了冬天,墙壁单薄,门框和窗框都是铁的,窗玻璃比纸只厚一点点,室内外变得一样冷。我们用玻璃罐子养了两条小金鱼,白天上班时熄了炉火,下班回来玻璃罐里的水就冻实了,小鱼被冻在冰块中间,一动不动,却还瞪大眼惊奇地望着我。我们的屋子太小了,烟囱短,留不住热气,于是想出个法子,把烟囱组装成拉管长号的样子,先在屋里做一个折返,再伸出窗外,这样便能使热气尽量散发在屋里。到了三九天气,尽管外檐下垂挂的一排冰挂有一尺多长,室中却温暖如春。西北风起来,冰挂会发出奇异的声响,我称它是我们的排箫。我们最喜欢清晨窗玻璃上冻结的冰花,光亮而奇异,引发我们的幻想……所以,我把这个静谧的小院视作我们小小的港湾,它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对妻子说:“咱们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吧。”

但是,生活总是击碎我们的梦想。

我们在这小院只安全地生活了两年,同昭父亲的单位就把封存在前院房中的所有查抄物全部运走,前院房间空空如也,随后有人搬了进来。我们住的后院与前院的走廊有两扇磨砂玻璃窗相隔,窗子一直紧闭,看不到搬进前院的是何人。这家人搬进来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院里帮助妻子晾晒洗好的衣服,哐的一响,那个窗子忽然打开,一个人从里边向外张望,是个中年女子,穿着绿军装,正待看清是谁,啪的窗子关上并闩上。妻子问我是谁,我说一个穿绿衣服的人,别又是红卫兵那些人吧?同昭很怕是新婚之夜住在楼下的那种人。我们去到赤卫队长杨增那里打听。杨队长说,住进前院的是市军管会的政委,告诉我不要打扰他,他也不会搭理我们。

这一来,不管他搭不搭理我们,我们现在都像一对老鼠住在猫窝旁边了,必须加倍小心,说话防备隔墙有耳,再不能放唱片,尽量叫朋友少来串门。同昭爱笑,特别是出声的笑,从此我发觉她笑声变少了。

一天夜里我们被来自屋顶上的一种声音吵醒。有人踩着房瓦行走,声音在夜间十分清晰。我突然大叫一声:“谁?干什么的,你别跑!”跟着就听到有人踩着房瓦跑走的声音。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傻事。我跑到前院临街的正门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个穿军装的警卫员,我好心告诉他们昨夜房顶有人走动,请他们小心。谁料三天后杨队长就把我找去,说我惹麻烦了。前院的政委说我的行为是恐吓他们,政委感到后院住着两个出身不好的人不安全,叫我们搬走。指示房管站分配两间小屋给我们,地点在芷江路六合里一幢临街的三楼上,要我们尽快搬走。

我跑去看看房,是一个单元三间房,两户合用。一间是较大的单间,另两间较小是里外间,分给我们的是这个里外间。由于房子是新盖好的,那个单间还空着。房子方方正正,很干净,可是两户人住在一个单元里生活会很别扭,尤其还得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服从。

第二天就找来两个朋友,借了一辆板车和一些绳子,好在芷江路不远,我家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个小时便搬了过去。在离开小院前,我又用了很多时间,在屋里屋外细细搜寻,看看墙缝里砖底下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可别把“罪证”留在人家手中,这是要紧的,也是要命的事。

搬到新居的当晚太累了,来不及收拾刚刚搬来的东西,就在房间正中架起床板睡下来。没想到夜里出现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我忽然听见一个人在屋里走动,光线太黑看不见人,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我屏住呼吸,轻轻推醒身边的同昭,告诉她屋里有人。她吓得不敢出声,只听见这“人”就在身边,拿起一个铁罐似的东西,跟着响起哗哗的响声,竟是一种往铁罐里尿尿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就在身体左边两三尺远的地方。我大叫一声:“谁?”我的喊声惊动他,尿尿的声音停下,不一会儿走路的声音又嚓嚓地开始了。

刚才被这声音惊醒时,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清。这会儿瞳孔大了,看清屋子了,使我惊讶的是并没有人!有鬼?我跳起来,大着胆子去开开灯,灯光下屋里明明白白只有我和同昭两个人。同昭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像在向我寻找答案。这时,我又听到这“人”的走动声,再一听便明白了——这声音来自隔壁另一个单元。难道墙壁会这么薄?好像隔着一张纸。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

我对这声音放心了,但对这房子太不放心了。难道从此天天夜里关上灯,我们都要和隔壁单元的这个人共用一个空间?而且在我这个单元还有一户没搬进来,待这户人家搬进来后,也要参与到这个空间里来。这真是个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比我那个“如同住在猫身边”的小院岂不更不安全?

这事关我们今后的生活,只要我们住下来就很难再搬走,我必须下决心解决。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上搬回睦南道58号后院,把压力转给前院的政委,只要他想拥有我们的小院,就得先为我们另找房子,他有权力办这件事。幸好58号后院的钥匙还在我手里,反正他不能硬把我们轰到大街上。当然,这需要我拿出勇气来了。为了未来的生活,我只能孤注一掷了,反正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个小时又把家搬回到睦南道58号后院。

从前两天——深夜屋顶上的行走之声把我们逼到这里,到今天——深夜里隔壁的走路之声又把我们逼回去,竟然叫我们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两次搬家。这还不是“老鼠搬家”吗?

看来我的做法对了!被逼出的勇气帮助了我。还有,我对前院政委的判断也十分正确。他早对我们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机会把我们挤走。现在反过来,是我们挤着他、借他的力给我们找房子了,被动变为主动。杨队长对我说:“政委见你又返回来很不高兴。这次由民园房管站的老李领你去看房,你要尽快定下来。这回你搬走时,可得马上把门钥匙给我。”我点点头表示照办,心里却暗暗高兴,居然我也能叫他们给我办事。

长沙路思治里,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这里生活的十四年间,经历了“文革”中后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换地的粉碎“四人帮”,也从秘密写作走入新时期文学

我早就认识民园房管站房管员老李。老李一只眼,外号“独眼老李”,嗜烟如命,特别喜欢人家送烟给他,我每给他几支烟,他就领我看一处房。真没想到抄家之后五大道有那么多空房——有一处空房就有一个被抄户,更不知道租界里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这次,我选房子的标准只有一条: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戏称之为“政治标准第一”。

就在随着老李看房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家隔壁有一间查抄房,在长沙路思治里一座楼的顶层。长沙路与芷江路是邻街,路不算远,我与同昭骑车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间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阳光晒得冒着好闻的气味;走廊宽绰,还带一个三四平米的储物间,外边跨着一个不小的阳台。最中意的是,这房子与前后其他建筑相距甚远,左右两边又与相邻的房子无关。老房子都用“三七砖”垒墙,墙体很厚,隔墙如隔山,隔音极好,私密性称得上第一。我马上去找独眼老李,说我看好这处房子,给他一包烟求他帮助,老李用他的独眼望着我说:“现在住房标准是每人两平米,这间房十多平米,给你们可就大大超标了。”我说:“办好给你四盒永红。”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两盒恒大。”独眼老李笑了,说:“我可不敢收你们被抄户的东西。反正我不会说坏话就是了。”

在58号小院里等候消息时,我们天天傻唱着一支自编的小歌:

美丽的思治里,在召唤我们去

那里有个大平台,还是地板地……

几天后杨队长叫我去,告诉我几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长沙路思治里12号三楼给我们了!独眼老李给我办了入住手续,我送他一个小纸包,里边兑现着我的允诺。跟着就把从芷江路搬回来的散装的家什,再装上车,全部运到思治里。随后将那小院的门钥匙交给杨队长,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来的第五次搬家。

这真是天赐我居。

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排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身居此屋,如在天上。这种公寓式的胡同房前边都有一个小院,所以与胡同对面的楼房相距甚远,对面的人家在阳台上说话,如果没有南风吹送,绝不会听见。楼后面是一片深郁的暗红色的老楼,叫作求志里。我们的房子与这片老楼中间隔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后胡同。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挂在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天天夜间这里都是野猫的交际所。我房间靠北有一扇窗子推开后可以俯视这里,使我渐渐熟悉这里住户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面孔。这个地方总给我一些文学的想象,以致后来我的小说《楼顶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猫婆》写的都是这里。

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边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

能够住进这个接近我理想的房子,应该归功于我们与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气,所以当我站在这房子宽阔的阳台上时,心中有一种成就感,这感觉进入了我的骨头。

我喜欢对一个空间发挥想象并去动手营造。我的伙伴同昭与我一样,都力图把这个家构筑成一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层甚至底线,同时从我们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谋生的能力。几年里,各种简单的砖瓦、水电和木匠活儿自己都能抄起来干了,同昭原本不会针线与烹饪,现在行了。贫困时,女人们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粮食与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儿子从头到脚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针脚。我最欣赏的是她用一台破缝纫机给我裤子后边轧一块罗圈儿补丁,针脚像唱片那样一圈圈从里向外旋转,铺满屁股上。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抄家和扫地出门,我们不会有这种本领。可是,我们就应该感谢“文革”吗?我们的逻辑会如此荒谬与愚蠢吗?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命运。命运从来都是两面,它的负面对于人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与锤炼。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与意志是被命运逼迫出来的。

抄家后,我们依然未改的仍是对艺术的挚爱,在那苍白的时代,对精神与美的追求反倒更强烈。有了自己的家,便用自己的双手去搭建。我们精心将劫后残余与这几年收集到的艺术品,将这房间构造得愈来愈可心,也愈喜欢愈用心。一次忽然有一种书斋的向往,我便随性把靠北的窗子改做一个书架,窗框中间架几块横板,将我的藏书全摆上。我还请一个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便把我神往的生活变成现实了。照片中有两个细节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个是左臂肘部那个大补丁;一个是背后那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本假书,封皮是我做的,为了障人耳目,里边的书是封资修的大书——托尔斯泰的《复活》。

从思治里出去拐个弯儿就是一个热闹的商业区——黄家花园。十字交叉的两条街挤满百货店、副食店、粮店、糕点铺、饭店、酒馆、早点铺、文具店、理发店、书店、裁缝店、修鞋铺、照相馆等等生活之所需应有尽有。那时的书店是最乏味的地方,里边的书不过几十种,清一色全是“文革”书。吸引我常去逛一逛的是旧家具店与委托店。“文革”抄家后的老家具和幸免于难的艺术品,以及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东西不时会在这儿冒出来。有些东西极其珍贵,但现在成了时代的弃物,价钱便宜至极。一幅镶在极其精致的鎏金画框里印象派的风景画只要五块钱,一块汉瓦当一块钱,一块唐代海兽祥鸟葡萄镜两块钱。委托店的营业员黄大维说这块铜镜是大收藏家周叔弢家里卖出来的。那时没人要这些东西,而有这些东西的人家大都是被抄户,缺钱花,便拿出来换现钱。可是我也缺钱,那时花两角钱买一包肉馅可以做十二个小丸子,美餐一顿,我得从这样的生活费用里往外挤钱,因此许许多多好东西都“云烟过眼”了。如果下狠心买到一件这种叫人心馋的东西便会倍加珍惜。这样下来几年,我们的屋子与一般人家大不一样了。在那个时代,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艺术品的,美被视为一种奢侈。同昭给儿子缝了一件衣服,只是在色彩和式样上别出心裁,在街上就招来议论说:“这孩子修了。”这个社会真是与美也要作对。

1972年基辛格访华,随访的温斯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是我一楼邻居教师包经弟的侄女,她从北京来看她的姨妈。那时中美隔绝二十多年,突然来访是件大事。包柏漪在她姑妈家听说楼上住着两位画家,很好奇,跑上楼来拜访。我们觉得自己的家太贫寒,难以待客,挺尴尬,没想到她却惊讶得大呼大叫,用她不纯正的中文说了几遍才听明白——圣殿。

听明白了这话之后,我大惑不解。如此的清贫,连床都是用铺板和凳子架的,何殿之有?后来才明白,正是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我们这个琳琅满目、艺术充盈的小天地,纯粹的尚美的精神,混合着温馨的生活气息,还有在光线晦明中一种隐隐的神秘感,才使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闯入者感到惊奇乃至受到震动。看到她兴奋的样子,我和同昭互相用眼神传递心中的自豪。我们挺激动——我在激动中容易做错事——我拿出画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图》给她看。那时我无事可做,又舍不得时间白白从身上流掉,就临摹古代名作。这是我的专业,尽管当时临摹古画业务中断了,做这些事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我却下决心把这件自己酷爱的画史上的绝顶名作临摹下来。

显然,包柏漪没见过这幅画,她被这件无比繁复和巨大的画卷惊呆了,忽然一下子跪在这幅画前面。这使我大惊,屋里的人全都大惊,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对艺术如此虔诚,并对我的摹品行此大礼。我激动得浑身发热,脱口而出:“我给你画一幅吧!”

她惊喜若狂,我却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付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她一笔不苟地临摹了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图》的全卷。当时,我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为了自己一时的激动,只因那时太缺少知音,艺术没有社会的呼应,她一呼我就应了。还有,那时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人没被商业化,不会作秀。事后明白也晚了,白白付出太多时间给了人家一次即兴的表演,可是花出去的时间再找不回来了。

现在回忆起,在时间过剩的日子里,我真正获得的还是对人生的享受。

对于我们,这种享受自然离不开读书与画画。在当时的社会,文学和艺术绝对没有出路。这只是我们一种纯粹的热爱,一种心灵的需要和至真至纯的精神生活。那时,朋友们的往来很即兴,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常常将对于一本好书的感受作为谈资,互相评论对方的画。思治里的房间虽然并不大,却摆得下整张画板了,可以画四尺整幅的画,甚至可以临摹苏汉臣《货郎图》和郭熙《溪山行旅图》那样的中堂画。那时,和我们来来往往的朋友中,很少几个是有点名气的作家艺术家,大多是纯粹的热爱者。文学、绘画、历史、设计、翻译、工艺等等,各有所爱,各有各的“学问”以及独特的见地,串门时碰到一起就海阔天空,但绝不敢自称为“沙龙”,沙龙是个敏感和必须避讳的词,弄不好会给打成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团。我们只是一个游牧式的艺术部落,今天碰巧在我家,过两天可能在别的朋友家碰面,还有一些喜欢画画的年轻人到我家来玩,我也会教教他们传统的国画技法。笔墨纸砚便常摆在桌上。儿子受到熏染,也爱画画了。一次,几个朋友正在我家,见到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大家逗笑叫他画我,儿子拿起笔抹几下居然挺像:大脸盘,头发乱,胡子拉碴。我对儿子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细节?”他看看我,用笔点了两个鼻孔。朋友们看了,笑道:“你儿子观察得很认真,他抬头观察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鼻孔了。”孩子给我的生活平添了异彩,在他上小学之前,就把他从托儿户那里接回来了。

思治里平台

当然,我们的生活没有脱离“文革”,我们仍被“文革”的铁网笼罩着。它时时会证实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动静,我们便会立即感受到:电台会有广播,单位会开会,派出所会突然搞搜查行动,以查户口为名,看看我们这类人在干什么,街道代表也会突然闯进来,板着脸问东问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艺美院的朋友来串门,聊得尽兴,十点钟还没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带着几个人咚咚咚上楼来,气势吓人,好像来抓土匪。进来冲着我就问:“他是谁?”我说:“工艺美院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她又问:“怎么这么晚还没走?”我这朋友出身很好,满不在乎,反问她:“这么晚你干吗来?又没请你来。”这一来,双方都有气,眼看就要吵起来。我马上笑呵呵地说:“你们都该来。这位是我们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逻。这位是工艺美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来谈谈画毛主席像的事。”我这话是在告诉大崔,这位客人比你们出身还硬,你别惹他。我的话挺管用,她立即变得客气起来,借茬有事带着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写了这样一位街道代表。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窥私欲和干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随便把脚踏进我们这种人的生活里,想出现就出现,可以说,街道代表这个身份把他们的窥私欲合法化了。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伤害性就更强。有一次我到区革委会文化组办事,一个干部拿出两幅画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画画的,来帮我们看看这两幅画是不是有问题。”跟着他解释说,这两幅画是劝业场街居委会送来的,他们那里有个老右派每天不说话,哪儿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来往,只待在家里画画,他画画有什么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画来搞反革命活动?一翻他的画,还真的看出了问题。

我看了这两幅画,并没什么特别,都是常见的题材,画面也很简单。一幅题着《竹石图》,画中一块石头和几竿竹子,另一幅题为《林溪图》,画中上边是树,下边是溪水。但经街道代表一说就是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