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鬼

    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圖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我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傳統小說。那種小說裡,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天地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讓人們無法旁顧。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閒筆,也只不過是對主線的零星點綴,是專制下的一點點君恩。必須承認,這種小說充當了接近真實的一個視角,沒有什麼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時候,實際生活不是這樣,不符合這種主線因果導控的模式。一個人常常處在兩個、三個、四個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成為了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這樣萬端紛壇的因果網絡裡,小說的主線霸權(人物的、情節的、情緒的)有什麼合法性呢?不能進入傳統小說的東西,通常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是,在神權獨大的時候,科學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獨大的時候,自然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治獨大的時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在金錢獨大的時候,唯美也是沒有意義的。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只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也被讀者的意義觀所抵制,不能進入人們趣味的興奮區。顯然,意義觀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本能,恰恰相反,它們只是一時的時尚、習慣以及文化傾向——常常體現為小說本身對我們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說,隱藏在小說傳統中的意識形態,正在通過我們才不斷完成著它的自我複製。我的記憶和想像,不是專門為傳統準備的。於是,我經常希望從主線因果中跳出來,旁顧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事物,比方說關注一塊石頭,強調一顆星星,研究一個乏善可陳的雨大,端詳一個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從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的背影。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在我的想像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樹吧——讓兩棵大楓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並立在馬橋下村羅怕家的後坡上。我想像這兩棵樹大的高過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馬橋來的人,都遠遠看見它們的樹冠,被它們的樹尖撐開了視野。我覺得這樣很好:為兩棵樹立傳。沒有大樹的村寨就像一一個家沒有家長,或者一個腦袋沒有眼睛,讓人怎麼也看不順眼,總覺得少了一種中心。馬橋的中心就是兩棵楓樹。沒有哪個娃息不曾呼吸過它們的樹蔭,吸吮過它們的蟬嗚,被它們古怪的樹瘤激發出離奇恐怖的各種想像。它們是不需要特別照看的,人們有好事的時候盡可以離它們而去,盡可以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但它們隨時願意接納和陪伴孤獨的人,用沙沙沙的樹葉聲輕洗孤獨人的苦悶,用樹葉篩下的一地碎銀,圈圈點點,溶溶疊疊,時斂時潑,瀉出空明的夢境。種下這兩棵樹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語焉不詳。稱之為楓鬼,據說是很多年前一場山火,坡上的樹都燒死了,唯這兩棵樹安然無恙,連枝葉都不損分毫,讓人越看越有目光虛虛的敬畏。關於它們的傳說從此就多起來了。有人說,那些樹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風大雨,便暗長數尺,見人來了才收縮如舊。馬鳴說得更神,說有一次他不經意睡在樹下,把斗笠掛在小楓鬼的一枝斷槓上,半夜被雷聲驚醒,藉著電光一看,斗笠已經掛在樹頭上,咄咄怪事。馬鳴吹噓他年少時習過丹青。他說他畫過這兩棵樹,但是畫過之後,右臂劇痛三日紅腫發燒,再也不敢造次。畫都畫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兩棵樹於是越長越高,成了遠近幾十里內注目之物。曾經有人鋸取樹枝,掛一塊紅布插於門上辟邪,或者取樹木雕成木魚,用來祈神法災,據說都十分靈驗。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水利建設設計,到公社裡描制規劃圖。中學范老師也派來參與此事。我們一起到縣水利局,複製這個公社的地圖。在那個積塵嗆鼻的資料室裡,我才知道1949年以後政府還沒有測繪過任何完整的地圖,一切設計還是根據日本軍隊侵華時留下的軍用圖,一種諸葛亮用過似的黑白線圖,1:5000的大比例,一個公社就可佔上一大張。此圖不以海平面為標高基點,而是以長沙市小吳門城牆的基石為參照,據說是日軍人侵前,買通漢好偷偷繪製的,不能不讓人驚歎他們當年的準備周密和高效。就在這張圖上,我看見了馬橋的兩棵楓樹也赫然人目。被日本人用紅筆特意圈上。范老師有經驗他說,這是日本人的導航標誌。我於是想起,馬橋人確實見過日本飛機。本義說,第一次看見這種怪物的時候,本義的大房怕伯還以為是來了一隻大鳥,叫喊著要後生往地坪裡撒谷,誘它下來,又要大家趕快拿索子來準備捉拿。飛機不下來,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對著天罵:我看你不下來!我看你不下來!當時只有希大桿子猜出這是日本人的飛機,是來丟炸彈的。可惜這個外來人講話打鄉氣不好懂,大家沒聽明白、本義的大房伯伯說,都說日本人矮小,怎麼日本鳥長得這麼大呢?村裡人白白等了一天,沒見飛機下來吃谷。到它們第二次來的時候,就屙下炸彈了,炸得地動山搖。大房伯伯當場斃命,一張嘴飛到了樹上,像要把樹上的鳥窩啃一口。本義直到現在還有點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聲震的,還是被飛向樹桿的那張嘴嚇的。村裡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顆炸彈在二十多年以後延時爆炸,炸死了雄獅(參見詞條「貴生」),那麼亡命者應該是四人。事情可以這樣想一想,如果沒有這兩棵樹,日本飛機會臨空嗎?會丟下炸彈嗎?——日本人畢竟對一個小山村不必太感興趣。如果他們不以楓鬼為導航標誌,是不必飛經這裡的,也不大可能看見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彈丟到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地方去。有了這兩棵樹,一切就發生了,包括四個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後來發生的故事。從那以後,馬橋的這兩棵樹上就總是停棲鴉群,在人們的目光中不時炸開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經有人想趕走它們,用火燒,還搗了鴉窩,但這些不祥之物還是乘人不備又飛回來,頑強地駐守樹梢。烏鴉聲一年年叫著。據說先後還有三個女人在這棵樹下吊死。我不知道她們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個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後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路經這兩棵樹的時候,就像路經其他的某一棵樹,某一根草,某一塊石子,不會太在意它們。我不會想到,正是它們,潛藏在日子深處的它們,隱含著無可占測的可能,葉子和枝桿都在蓄聚著危險,將在預定的時刻轟隆爆發,判決了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命運。我有時候想,樹與樹是很不一樣的,就像人與人很不一樣。希特勒也是一個人。如果一個外星人來讀解他,根據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經常對同類發出一些有規律的聲音,外星人翻翻他們可能有的辭典,會把他定義為人。這沒有錯。出自的漢簡《楚辭》是一本書。如果一個不懂中文的希伯來學者來讀解它,根據它的字形、書寫工具以及出土現場,希伯來人可能以足夠的聰明和博識,斷定這是中文。這同樣沒有錯。但這些「沒有錯」有多大的意義?就像我們說楓鬼是一棵樹,一棵楓樹,這種正確有多大意義?一棵樹沒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複雜的因果網絡裡,它常常悄然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棵樹與另一棵樹的差別,有時候就像希特勒與甘地的差別,就像《楚辭》和電動剃鬚刀說明書的區別,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我們即便熟讀了車載斗量的植物學,面對任何一棵不顯眼的樹,我們的認識還只是剛剛開始。兩棵楓樹最終消失於1972年初夏,當時我不在村裡。我回來的時候,遠遠沒有看見樹冠,頓時覺得前景的輪廓有點不對,差點以為自己走錯了路。進村後發現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來是樹蔭沒有了。我見到遍地脂汁味濃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葉夾著鳥巢和蛛網也無人搬回家去當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場倒樹的惡戰。我嗅到一種類似辣椒的氣味,但不知道來自哪裡。雙腳踩出枝葉嚓嚓嚓,是催人蒼老的聲音。樹是公社下令砍的,據說是給新建的公社禮堂打排椅,也是為了破除楓鬼的迷信。當時誰都不願意下鋤,不願意掌鋸,沒有辦法,公社幹部最後只得勒令一個受管制的地主來幹,又加上兩個困難戶,許諾給他們兔除十塊錢的債,才迫使他們猶猶豫豫地動手。我後來在公社看見了那一排排新嶄嶄的楓木排椅,承受過黨員會,計劃生育會,管水或養獵的會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腳印,還有聚餐留下的油湯。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附近的幾十個村寨都開始流行一種瘴癢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見面時也總是欲哭欲笑地渾身亂抓,攪動過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著牆角做上下或左右的運動,或者一邊談著縣裡來的指示一邊把手伸到褲子裡去。他們吃過郎中的藥,都不見效。據說縣裡來的醫療隊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很覺得奇怪。有一種流言,說這是發「楓癬」,就是馬橋的楓鬼鬧的——它們要亂掉人們一本正經的樣子,報復砍伐它的兇手。

《馬橋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