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玄講

    萬玉死了之後,學哲學模範的帽子到了羅伯的頭上。隊上安排我給他寫經驗發言稿,寫好後還要一句句讀給他聽,引導他背下來,再讓他到公社或縣裡的會上去出哲學工。幹部們說,萬玉以前到公杜裡沒有講好哲學,羅伯年紀大,資格老,有話份,在渡槽上還英勇救人,上面對他肯定會滿意。複查又偷偷對我說,羅伯是遠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腦子有些糊塗,也不識字,一開口就有點十八扯,牛胯裡扯到馬胯裡,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讓他把發言稿背熟。
    我後來才知道,要讓羅伯作哲學報告時避免十八扯,實在是很困難的事。他講著講著就脫離了講稿,好容易背熟的東西忘得精光,蘿蔔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講到哪裡去了。我有時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回路,後來才發現他總是越跑越遠,越遠越歡。他一輩子沒有收過婆娘,甚至從來不近女色,但這並不妨礙他嘴裡經常有些不乾不淨的歇後語:滿妹子咳嗽——無談(痰);滿妹子看xx巴一無心;逼著滿妹子下崽一霸蠻……這麼多的「滿妹子」與哲學實在不大合拍。
    他從我的眼神裡看到了問題,眨眨眼,「豬嬲的,我又講錯了麼?」他越排練越緊張,到後來索性一開口就錯:「首長們,同志們,我羅玉興今年五十六歲……」
    需要說明的是,這其實不算錯,但根據黨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齡提高到六十五歲,以便更能體現他人老心紅的優秀品質。六十五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谷子,與五十六歲的人搶收集體的谷子,哲學意義當然是不一樣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記住,六字開頭。
    「你看我這張嘴!唉,人老了,活了還有個什麼用?」他不顧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陣,望望天,定下心來,重頭開始:「首長們,同志們,我叫羅玉興,今年五十……」
    「還是錯了!」
    「我叫羅玉興,今年……五……」
    我幾乎絕望。
    他有點生氣,「我是五十六麼!哲學就哲學,改我的年齡做什麼?年齡礙哲學麼事?」
    「不是要讓你的事跡更加感人麼?」我把已經講過的道理仔仔細細又講了一遍,強調龍家灘的一個老人家七十歲講養豬的哲學,上了廣播,五十六歲比起七十歲來,實在太少了一點,說不過去的。
    「我早曉得哲學不是什麼正經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產黨就是喜歡滿妹子胯裡夾蘿蔔——搞假傢伙。」
    這些反動話讓我嚇了一跳。
    正好這時候有個公社幹部來了,看見了我們。羅伯迎出門去,說起我們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沒有睡醒:「哲學麼。學!不學還行?我昨日學到晚上三更,越學越有勁。偽政府時候你想學進不得學堂門,如今共產黨請你學,還不是關心貧下中農?這哲學是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學得及時,學得好!」
    幹部聽了滿面笑容,說到底是老貧農,思想境界確實題,你看總結得多好?多深刻?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
    我暗暗佩服,羅伯靈機應變,而且出口成章,雖然總是睡眼惺忪之相,說起來卻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說到聽者的癢處。
    在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個這樣的人,從不同鄉親們紅瞼,一張嘴巴兩張皮,見人說話,見鬼打卦,總是把人家愛聽的話說得頭頭是道。碰到餵了豬的人,他就說餵豬好:「自己養的豬,想吃哪裡就吃哪裡,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何必屠房裡去冷臉挨熱臉?」碰到沒有餵豬的人,他又說不餵豬的好:「想吃肉,拿錢到屠房裡去剁就是,幾多別脫!何必餵豬勞那個神?天天三頓潲,自己都吃不飽,還要先餵飽它,你說氣人不氣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說男好:「做事還是要靠崽,挑得擔子使得牛,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說女好:「收了媳婦失個崽,嫁了妹崽得個郎。你看看幾個豬嬲的後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還是女的疼爺娘,以後你粑粑有得吃,鞋襪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講來又講去,倒也不見得是講假話,倒是句句見真心,講得實在,雄辯有力,一臉的認真嚴肅。馬橋人說他最會「打玄講」。玄是玄學,陰陽之洛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是不可執於一端的圓通,永遠說得清也永遠說不清。
    他自己沒有子嗣,只有個干崽,是平江縣的。根據本地人的習俗,生了娃崽之後第一個撞進家的客人,是這個娃崽的「逢生干爺」或「逢生乾娘」。羅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販樅青,去路邊一戶人家討口水喝,剛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爺了一回,後來每次到平江,記得給干崽子帶一包紅薯。他沒料到干崽子後來人了紅軍,竟然當上了將軍,進了城以後還接他到南京住。他說他是個沒福氣的人,上了南京大碼頭之後,被將軍夫婦接到小烏龜車裡,車一動,立刻感到天旋地轉,忍不住大喊大叫,一定要下車。最後,將軍只好陪著他走路,汽車在身後慢慢隨行。
    他也不習慣將軍家裡沒有火塘,沒有尿桶。屋後面那一塊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園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糞肥,又招將軍夫人和兩個妹崽捂著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講衛生,不文明。他一生氣,整整一天不吃飯,硬是逼著將軍買了張船票送他回馬橋。
    「懶!」他談起兩個乾孫女就搖頭,「太科學了,長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豬紡不得紗,以後何事到夫家放鍋?」
    聽說將軍逢年過節都給他寄點錢來,我不免羨慕地打聽。
    「哪有好多錢呢?摳,摳得很。」他挖著布袋裡的煙絲,眼皤睡了好一陣,嘴裡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塊錢。」
    「不止吧?」
    「我這麼大的年紀,還會講假?滿妹子的耳屎——就這麼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對他這一段頗感興趣,覺得正體現了老貧農樸素勤勞的階級本色(不願在城裡享清福),又展示了他光榮歷史(比方說與紅軍有密切的關係),希望能寫到他的報告中去。我沒料到,一旦說深了,他的玄氣又冒出來了,反而搞得我雲裡霧裡。他是歌頌紅軍的,是一直在歌頌紅軍的,說著說著就變了味;說紅軍好毒辣呵——有個排長拉老鄉關係,結兄弟,新來的連長就把他當反革命殺了。連長才十六歲,個頭又矮,砍人家的腦殼還要跳起來砍,砍得直往天上噴,他就湊在頸根上趁熱喝,駭不駭人?說到階級敵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動的眼淚。「馬疤子算什麼壞人呵?正工經作田的人,剛烈的人。可憐,好容易投了個誠,也是你們要他投的,投了又說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煙土,恤人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著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麼?你好糊塗,共產黨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動,你為馬疤了鳴什麼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點不解。
    「當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貧農。你想想,你剛才是哭誰?」
    「我這個腦殼已經不是個腦殼。我說了不講,你硬要我講!」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還是講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個來鐘頭,讓我覺得奇怪。等他回來,我引導他多回憶一些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讓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開始。到這個時候,他才回到了老貧農的身份。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牆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有的被丟到磚窯裡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溫在一大鍋牛肉裡,要大家吃。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後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
    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他差一點也被陸大麻子取了肝肺,幸虧他賣了備給老娘的一口棺材,辦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產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歷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跡,又頌揚了社會主義。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他曾經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麵粉之類的蠢話。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確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工。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還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後來被公社裡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講過幾回。那以後,我臨時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只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臥床半年多。再後來,就散發了,就死了。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著青藥,瘦得只見兩隻眼睛,在田邊看牛。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只咬現地方。」
    這話聽來有些彆扭。
    他撩起一隻腳給我看。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裡,摔跤碰破這裡,到頭來狗也咬在這裡。他對這種重複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好有什麼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麼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牛。」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麼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順溜。
    他手裡拿著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乾兒子將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傢伙,」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裡這麼足的勁勢。」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他笑著說。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已經病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是平靜如常地起床看了兩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著同我談起了北京的雨。

《馬橋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