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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象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象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父亲问:另一只呢?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走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住人。
    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三个人便一路踱到“鉴宁三雄”的老窝,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就象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情显得肃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站在砖窑的窑顶,迎着耀眼的晚霞,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洒。山上无风,但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在空中慢慢飘弥。刘存亮说他在《廊桥遗梦》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保良没哭。
    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已经长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
    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但与派出所的民警同样,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离校之后,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
    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百万公司大楼依旧,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
    他们最后的去处,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三人瞻前顾后,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居然看去有点面熟。
    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呃……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不由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权虎早不在这儿了。”
    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权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来了。”
    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对保良点个头说道:“权虎他爸出事了,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是从哪里来呀?”
    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继续问道:“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
    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只是摇头:“不知道。”
    保良几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又问了一句:“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
    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谢了那位经理,低头往外面走去。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
    “呃,你们……”
    保良他们一齐站住,回头。
    经理说:“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经一绷:“权三枪?”
    经理说:“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算是权虎的干哥吧。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阵给放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
    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
    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不象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干好了能当领班,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蹶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
    鉴宁太小了,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寒假父亲不在,保良每天昏昏噩噩,功课做得潦潦草草,更多时间都在网上闲逛,开房灌水,甚至上声讯网站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彼此拍砖,还迷了几天网上的最新游戏“刀剑封魔录”,很快学会了N多招法——阳关三叠、貂禅拜月、广寒月影、女娲补天、金玉击鼓、洛神凌波……
    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似乎格外漫长。最先熬不住的是在中专学汽修的“大哥”李臣。李臣在离毕业还差六个月时头脑一热,居然放弃寒窗数载即将到手的那张文凭,提前退学来到省城自谋发展。他说他想通了,现在拿着大学文凭都不一定找得到理想工作,更不用说一张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了。他一旦想通就犯不着为那张擦屁股纸再熬数月,索性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早点江湖行走试试身手,多几个月就能多练几个回合,多摔几个跟头还能早成正果。
    李臣来到省城的第一个投奔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三弟”保良。他拎着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包站在保良的学校门口,让放学出来的保良又喜又惊。保良高兴地带着李臣去了他家,他想至少在李臣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屋里暂时安身。他唯一需要嘱咐李臣的就是见到他父亲之后千万不要马虎大意,把他寒假期间回鉴宁老家安葬母亲骨灰的事向父亲说漏。
    保良领着刘臣回家,那种感觉真好。从当初一起光腚和泥的混沌少年,到今天仍是福祸相助的朋友,保良去鉴宁和刘臣挤一条床板,现在刘臣来投,当然要睡在保良的榻侧。
    他们穿过保良家巷前那条热闹的街市,街市上橱窗华丽的商店邻次栉比,随后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将满目惊奇的李臣带到了那片几乎一尘不染的社区。李臣的目光很快穿过一座院落的灰色围墙,看到了保良家青瓦斜漫的巨大屋顶,他一惊一乍地问道:保良,这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大的屋顶要遇见地震塌了咋办?保良说要真有地震先塌的是你家那种老屋。李臣说呸!保良笑笑说这是科学。
    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象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象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保良说我也不知道。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保良吞回去,说:没事。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呆会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梢,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
    和保良预感的一样,父亲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大人们的判断既准确又现实,省略了许多卿卿我我与风雅浪漫。有一天保良放学回家拧动家门钥匙时,父亲在里面主动给他开了门,从父亲主动给他开门这个举动上,保良就猜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黄昏。父亲开门以后冲他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保良说:今天杨阿姨没来,我也没有做饭,呆会儿咱们到外面去吃吧。父亲叫保良先别回房间,先在客厅里坐一下,他说他有个事要和保良谈谈。
    保良就坐下来了,坐在父亲对面,书包放在一边。
    父亲开口,让保良意外的是,竟然还是老生长弹:“保良,考公安学院你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把握?”
    保良说:“在学呢。”
    父亲继续着他那番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教诲:“我和公安学院的刘院长说好了,只要你一过分数线,他们肯定收你的。爸爸在公安系统还是有一点名声的,所以学院里对你肯定是欢迎的,是重视的。你一定要加把劲,不要丢爸爸的脸。等将来你从公院毕业,爸爸也还可以找找领导,把你分配到刑侦部门去,去实现你的理想,这些爸爸都可以帮你。”
    保良说:“噢。”
    父亲停了一下,开始言归正传:“爸爸老了,身体又不好,马上该退休了。爸爸只盼着你考上大学,毕业后全力以赴地工作,所以爸爸身体再坏,也不能拖你后腿,不能让你以后每天放学回来或者下班回来,还得照顾我给我熬药做饭。”
    父亲说到这儿,抬眼看保良,保良也看父亲。保良的无声无息让父亲感觉到压力,把对视的目光又回避开了。
    “保良,爸爸想了很久,决定还是找个老伴,人老了总得有伴。你杨阿姨对爸爸很好,爸爸想和杨阿姨……当然还有你,还有杨阿姨的女儿嘟嘟,一起组织一个新家,你同意吗?”
    父亲艰难地说完他的决定,然后看着保良,等他表态。父亲生性倔强,在家从来说一不二,一向处在指挥者的位置,他此时的惴惴不安是保良从未见到过的。也许今非昔比,母亲死了,姐姐跑了,现在的保良,是他唯一的骨肉至亲。
    保良也看父亲,只看了一眼,他说:“同意。”
    父亲点头,长长地出了口气,目光兴奋,说:“好,虽然这是爸爸个人的事,但爸爸还是应该征求你的意见。你大了,懂事了,以后杨阿姨和嘟嘟来了,你要象个大人一样,不要任性。嘟嘟比你小,又是女孩子,你多让着她一点,行吗?”
    保良说:“行。”
    父亲又点头,满意地点头。
    父亲说:“好,那咱们出去吃饭吧。你把书包放回去。以后你的东西别象以前似的到处乱放。你自己的房间也经常收拾收拾,别总那么乱,让人家看了笑话。”
    保良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书包,进了自己的房间。
    保良进了自己的房间,按父亲的要求把床上桌上随意散放的东西一一收进抽屉,收进衣橱。过去他的房间都是母亲帮他收拾,姐姐也帮他收拾。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父亲也不大管,他懒惯了,房间就总这么乱着。
    父亲在门外问:“保良,你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去吃饭。”
    保良说了声:“好了。”可他的嗓音忽然哑得几乎失声,他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父亲的婚礼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父亲做为全省知名的公安英模,所以省公安厅和公安学院都有级别挺高的领导到场祝贺,举办婚礼的那家酒楼的门外,停了好多辆挂公安牌照的警车轿车,场面上显得威风气派。简单是因为陆家在省城无亲无友,除了儿子保良,父亲几乎孤家寡人。杨阿姨那边只有一个姐姐,专门从广西赶过来的,算是新娘家的代表。杨阿姨在省城本来有些朋友的,但她毕竟是二婚,大人们的心理,似乎不愿张扬。也许还因为父亲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杨阿姨可能也觉得不甚体面。所以婚礼虽然租下了那家酒楼一个足以放下四张大桌的厅房,但主宾到齐只将将坐满了两桌。
    保良看得出来,父亲很高兴,对娶到杨阿姨心满意足。杨阿姨是搞过文艺的,现在又在市里的园林局搞行政工作,场面上的礼数还比较周到熟练。那个婚礼上的主角,反而是她的宝贝女儿,高兴时大叫大笑,一句话不高兴了,又嘟着嘴要两个大人不停哄劝。父亲说嘟嘟怪不得叫嘟嘟,一嘟嘟嘴巴可真是好玩。嘟嘟说以后不许叫我嘟嘟,我有大名!来宾中一位年龄颇大的领导也喜欢嘟嘟撒娇的样子,问:你大名叫什么?嘟嘟说:我大名叫杨月娇!大人们都笑,说:唔,象个明星的名字,挺好挺好。
    杨月娇?保良想,有多俗气!
    来宾们送了新娘新郎不少贺礼,从毛毯到手表手机,多是家用或实用的东西,其中有一只爱立信的新款手机,还有一只很酷款的潜水表,父亲后来都送给了保良。那只潜水表是保良拥有的第一件奢侈时尚的装饰品,比权虎过去送给姐姐的那只伯爵表还要吸引人。这只其实并不值钱的时装表让保良高兴了好久,而且第二天就拿到李臣那里炫耀。
    李臣找到工作了,他在市中心的焰火之都夜总会里当上了KTV包房的服务生,既挣钱又见世面。每月花三百元租一间地下室旅店的房间独住,花五百元供自己日常吃用,花三百元添置时髦的衣服皮鞋,还能剩三五百元存在卡中。在这种夜总会当包房服务生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客人用小费照顾,干得好或碰上大方爽快的客人,一个月挣三四千小费并不太难。
    不知是不是受了李臣“发财”的诱惑,刘存亮也退学到省城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名叫菲菲的漂亮女孩。不管刘存亮自己怎么解释,保良很快就察觉出来,刘存亮还差两个月就不顾家长强烈反对,把寒窗数载马上就要挣到的中专毕业证书弃之不要,义无反顾地来到省城,多半是为了这个菲菲。
    既然李臣这样一个只学过汽修专业的人,在夜总会干服务一个月也能挣到三千四千,那么刘存亮这个专学外事服务的,干这个岂不比他更加在行。
    不管怎么说,“鉴宁三雄”在省城提前会合,对保良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现在保良是多么多么地需要朋友!
    现在,在杨阿姨和嘟嘟搬进他家以后,家里真的从此干净起来。但保良每次回家,一听见杨阿姨不停地在屋里和父亲说笑,听见他们哄劝嘟嘟的声音,他反而失去了家的感觉。他把母亲和姐姐的照片摆在自己床头,也难却心中孤独寂寞的侵扰,这时见到少年时代的结义兄弟,那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立刻迸发出来,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朋友的重要与珍贵。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姐姐,与他最亲的人都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因此而对这个城市多少产生了一点归属感,不知不觉当中,认同了这里的一切。
    刘存亮来到省城,他和他的女朋友菲菲,都在李臣包租的那间小屋里住下。在那种小旅馆里,旅客来来往往,人流五方杂处,男女同居没人管的。好在李臣和刘存亮是多年的兄弟,坐怀不乱的男儿本色,李臣还是有的。
    菲菲长得不错,如果她不开口,不把那点从鉴宁带来的土腔俗调随意暴露,你也许会以为她是个在省城长大的本地女孩。特别是她在省城落脚的第二个月后,她已能迅速模仿出都市的各种摩登,从衣着到谈吐,都很有点那个意思了。女孩子的变化真是快得惊人,任何新的刺激都会让她们为之兴奋。对于菲菲来说,新生活的刺激除了大城市物质世界的繁华之外,还有一样,那就是刘存亮的这位眉清目秀的“三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