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拜訪一事無成者周樹人

    那是東京最熱的夏天,是我移居國外後遇到的最酷熱的日子,那是1996年。漫長寬闊的青山大道,我忽然覺得與我並肩而行的那個身著和服的人,似曾相識。他沉靜地走著,沒有朝我看一眼。他走到一所房子前背對推拉門轉過身來,進入一張泛黃的照片:是一個小伙子的樣子,開始留小鬍子,和日本青年沒有什麼區別。我看見照片背後他題下的名字:周樹人,1906年。這題字如我腳步一樣有音有節。我轉頭看四周,並沒有什麼異樣:皇宮大道美麗如初。我沒有驚惶,因為我就是來找他的,就像1936年的蕭紅,曾經在東京等待他的靈魂。陰陽兩界,過去今日,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能夠交會:遇到6字,就像火車開過叉口,扳道工的鬼魂在關切地注視。
    我看到的周樹人,個兒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數中國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沒有後來那一身英氣,那種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為把中國歷史推上審判台的魯迅之前,一直是個意志消沉的人,一個一無所成的人。留學日本前後七年,可以說做什麼失敗什麼。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沒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認為命中注定是個失敗者。
    剛到東京讀語言學校,那時還能寫出「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樣的豪句,一輩子唯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讀醫學院,成績看來不行。據他自己說,凡是到了中等,就會有日本同學懷疑老師籐野先生讓他先看了題目,可見他一直分數不高。留過學的人,都明白,留學生成績往往比較本國人好,因為本是精選出來的。《吶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寫的新聞電影,被魯迅專家門捧為「愛國主義的覺醒」,其實那時的他感到震驚的是中國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無助。
    於是他到東京,「棄」醫而「自學」文學。從他這一段時間寫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讀書雜亂,漫無目標。《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被認為是尼采哲學的中國版,仔細看就明白是亂抄書,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外國文學讀得多而不成系統,最後還是回歸國學: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東京寓所聽經學課。
    我想問,周樹人如果在上海「自學文學」,又會如何?那裡的南社分子已經非常活躍,並且開始轉入小說。如果周樹人的深刻沉靜,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亞,周瘦鵑,包天笑之流領導中國文學的轉型,可能新文學運動的起端,會提前在上海出現,中國現代小說,就不會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一刀切開。我當然無法為歷史作懸測,但是周樹人在日本,就在我提著裙子,低身脫鞋進入的一間房子裡,閒住了兩年多,只是用文言翻譯了一本小說集,寫了幾篇頭緒如亂麻的文化論文。這倒也不奇怪:這個人終其一生,沒有成為一個思索嚴密的理論家,外國文學也一直在介紹,但從無系統。在東京時,用了功夫,但是他不會在這兩個領域裡成功。
    於是他投身革命,參加了浙江同鄉組成的光復會。只是當派他到中國去執行刺殺任務,他猶豫了,因為怕母親無人贍養。這是最好的推脫理由,他的領導馬上解除了他的任務,而且從此把這個怯懦的人視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絕對不希望周樹人枉死在反滿恐怖的行動中,像俄國虛無黨那樣,用炸彈革命,反而推遲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此人後來寫文章,說如果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當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會掉腦袋,就覺得他未免誇張了。魯迅專家都避而不談此事,我想替周樹人辯護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拼的血性,也無法冷峻到指揮別人去拚命——中國政治能幹的人實在嫌多,太好:周樹人有勇氣做一個考驗關頭臨場退卻的人。
    除了應母親命回鄉成包辦結婚之禮,他似乎從來沒有女人。現在寫野史者紛紛揚揚,說白淨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謎,沒有足夠證據,多說也是白說。我相信不是真的——他的性格中缺乏浪漫。
    不管真相如何,在兩性關係上,他並非沒有興趣,卻始終只能壓抑。他和那個從東北投靠他而來的年輕女作家的感情,我有中篇小說《歸來的女人》寫到中間曲折。女作家不得不只身來到東京,如1996年的我,行影孤單,看每個男人都像那個人。但是一個一生憂鬱的人,你能讓他在病床上點燃浪漫?
    我絕對不應當是發現他有憂鬱症的第一個人。那麼多魯迅專家,應當看出,他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對日本景色秀麗,從不著一字,從來沒有什麼美好的回憶。如果他是反日情緒強烈,倒也罷了。不,他並沒有那樣的排外情緒。他只是對什麼都無法提起精神:當他在生病時,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覺得四周的大樓正在坍塌,把他吞沒。只是沒有自絕的必要,才撐著去買藥和食品。多年後他喝醉了,對著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說:只有你知道,我是一個人在掙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經向命運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終於活了下來。他成為書寫歷史的勝者,成為每件事都做得驚天動地輝煌燦爛的大師,這真是命運的諷刺。
    回國後他從中小學教師,做成教育部小官僚,謀生為業,其他一直沒有興致,也沒有專業可言。唯一的興趣,是校讎古籍,抄錄整理古碑。回國後轉向國學,是留學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閒事,與他的留學毫無關係,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為潛流,至今沒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但是我明白:要有魯迅,必須要先有失敗者周樹人。
    周作人正好可以作為對比:小伙子一到日本就興高采烈,事事新鮮。日本的花草樹木悅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動心,日本類似唐俗的民風,使他終身回憶不盡。周作人跟著乃兄「自學文學」,也真是認真,西洋文學,日本文學,都學到一個系統知識。在種族歧視嚴重的日本,他並沒有氣鼓鼓地勉強滯留,實際上周作人在日六年,樂不思歸。這裡談不上不愛國,留學而與環境心理對抗,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至於周作人的戀愛成功,更是沒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面對歷史,我只能說:痛苦出詩人。失敗和失意緊跟著周樹人,許多年,加深了他的內向,他的深沉,一直到新青年的錢玄同來逼稿,才突然找到噴湧的出口,於是出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有了一個極高的起點。沒有愛情的生活,製造了對文字的愛情。但是在這個壯觀的噴發之前,那是多少年不得志的憂鬱?多少年找不到感情寄托的苦惱?多少年碌碌無為的頹唐?多少年與幸福背道而弛的悲愴?
    我不止一次在夢裡夢見他,那些在東京的日子,櫻花早謝。我想到他,看見我自己如孩子的孱弱,我記得那天晚上,日落之時,我對著鏡子換上一件深黃色和服,插上菊魚蘭花,且學一次楊貴妃帶到蓬萊島的濃妝艷抹。從馬簣坡死裡逃生的楊貴妃,在日本開拓藝妓行業——她不會別的專業——我為什麼不能做一次藝妓?這是一種藝術職業,不是「妓」。魯迅日記裡,有「席中招妓」記錄,那麼,我就去。為魯迅辯護的人說這是「同席招妓」。我知道不是,是他要我去說說話。因此,我去,穿上讓他或許會心裡一動的服裝,跟著他,走進那照片發黃的心境。
    那年夏天在東京,我突然醒悟:我應當學學我去見的人,周樹人從來沒有夢想充當民族的喉舌,我也決定清除代小女子發言的打算。於是自己沉一沉氣,開始亂讀閒書,胡拼CD,讓自己在憂鬱中慢慢體驗憂鬱。心理消沉時,看男人女人,也就都平淡如水。
    周樹人近四十歲突然爆發,變成自己也沒有想到會變成的人:我在臨近四十歲時漸漸沉靜隨遇而安,做一個努力模仿當年周樹人的人——我終於敢做一個失敗者。

《火狐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