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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家庭中的泰戈尔》

先要对书名做一点解释。《家庭中的泰戈尔》,根据英文原名,直译应作《炉火旁的泰戈尔》。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平常认识泰戈尔,一般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这些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管他写每一部作品时所抱的态度怎样,他总是难免有意为文。书中的泰戈尔不完全是真实的,甚至有点做作。即使有人有短暂的机会能亲眼看到泰戈尔,看到的也只能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仙人”(rsi)。这是不是泰戈尔呢?当然是的,但这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他处在家人中间,随随便便,不摆架子,一颦一笑,一喜一怒,自然率真,本色天成。这才是真实的泰戈尔。我们感谢黛维夫人在她这一本书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泰戈尔。黛维夫人是一个有心人。

在所有的古今外国作家中,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恐怕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个作家。从五四运动后期起,我们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演讲、回忆录等等,都大量地翻译了过来。一直到解放后,这股劲头并没有减弱,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十卷,就是具体的证明。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直到最近,他的作品还在影响着我们的青年,推动他们投身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泰戈尔,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了解。黛维夫人的这一本书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她,她是一个有心人。

据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能像泰戈尔这样有这一种福气的人,真如凤毛麟角。除了泰戈尔以外,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德国的大诗人歌德。爱克曼留下了一部《歌德谈话录》。爱好歌德作品的人无不喜欢这一部书,非常感激这一部书。它把歌德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看不到的一个方面,介绍给我们。歌德的许多充满了机智的想法都通过这一部书透露给我们。我们也都说,爱克曼是一个有心人。

但是,我认为,爱克曼却无法同黛维夫人相比。他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记录,不管是多么详尽、亲切、细致、生动,却不能说是文学作品。而黛维夫人正相反。她家学渊源,父亲是举世闻名的印度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教授。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精通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文学。她从很小就开始写诗,出过几本诗集。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广有名声。她虽然不是泰戈尔的亲属,但是他们两家过从极密,亲如一家。她从孩提一直到婚后长期亲接泰翁謦欬,泰翁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在诗人逝世前的三年中,从1938年起,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蒙铺她的家中度假共有四次。1940年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再过一年,诗人离开了人世。他的声音笑容人们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可是这些东西却被黛维夫人完完整整地、栩栩如生地记录在这一本书中。在黛维夫人笔下,满头白发、银须飘拂的诗人,原来是一个十分富于幽默感,经常说说笑话、开个玩笑,十分有人情味的老人。他关心周围所有的人,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关心中国的抗战;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为她们甘心做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是一个逝世的仙人,而是一个富于感情的有血有肉的人。萦绕他头上的那一圈圣光消逝了,并无损于他的伟大。他同我们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了,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黛维夫人。

1958年,我第三次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第一次见到了黛维夫人。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泰戈尔。第二天,我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圣谛尼克坦去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这是我的第二次访问,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我住在泰戈尔生前居住过的北楼的情景。在古旧高大的屋子里睡过一夜觉以后,我黎明即起,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到楼外。在一个小小的池塘中,一朵红色的睡莲赫然冲出了水面,衬托着东天的霞光,幻出了神异的光辉。我的心一震,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潜心凝虑,在那里站了半天。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在招待所里睡了一夜觉以后,又是黎明即起,去寻找那一个小池塘,结果是杳无踪影。我在惘然之余,深深地感觉到,世界到处都在变化,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友情。这友情在黛维夫人身上也具体地体现了出来。在印度是这样,到了中国仍然是这样。我同她在印度会过面以后,前年她到中国来访问。她邀我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长谈了半天。临别时她送给我了一本书,这本书原来用孟加拉文写成,后来又由她自己译成了英文,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她问我,愿意不愿意译成汉文。我从小就读泰戈尔的作品,应该说也受了他的影响。解放后又写过几篇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和他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泰戈尔的兴趣和尊敬始终未衰。可是黛维夫人这一本书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相信,出自黛维夫人笔下的这一本书一定会是好的。我立刻满口答应把它译成汉文。回来后立刻在众多会议的夹缝里着手翻译起来。原书文字很美,仿佛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一点也不露惨淡经营的痕迹。古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黛维夫人算是做到了。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辛苦,而是享受。我很快就译完了第一章。

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顾子欣同志,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送给他的同一本书,而且他也有意翻译。子欣是诗人,他在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是我所深知的,如果他翻译的话,译文一定会是第一流的。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已经译了一章;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停下不译,其余三章由他翻译,出版时就算是我们两人合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他也立即同意。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子欣实在太忙了,他没有能把其余的三章翻译出来。今年夏天,黛维夫人又来华访问。我在印度朋友沈纳兰先生家里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问,她那一本书我们翻译得怎样了。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老太太的面色立刻严肃起来,气呼呼地说道:“难道非等到我死了以后你们翻译的书才出版吗?”老太太之所以渴望看到自己这一本书的汉译本,我猜想,倒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泰戈尔,其次是为了中印友谊。她大概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对她自己,对中印友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当时虽然没能谈得很深,但是,她的心情,我认为,我是能够了解的。

可惜的是,子欣同志依然很忙,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指望他能在短期内将全书译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于是毅然下定决心,并且征得了子欣的同意,在八个月以内独自把剩下的三章译完,以满足黛维夫人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就不忙,有这个闲情逸致来翻译呢?也不是的。我自己也很忙,而且在译完《罗摩衍那》,看到厚厚的八大卷全部出齐以后,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暗暗立下决心:以后不再搞翻译了。自己已年逾古稀,历年来积存下来的稿子和资料比盈尺还要多,脑子里的研究题目也有一大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把资料加以排比,把想研究的题目尽可能地弄个水落石出。翻译之事实在难以再考虑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我只有放弃原来立下的决心,再从事一下翻译工作了。我于是立即动手,把旧的译稿翻了出来,挤出一切可以挤的时间,先把第一章的译稿重新审查了一遍,然后着手翻译其余的几章。此时,适值我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时,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够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怡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同翻译《罗摩衍那》一样,这一次翻译也带给我了极大的愉快。但是这两种愉快又多少有所不同。对于《罗摩衍那》,我只是喜爱它的文辞和内容。对于《家庭中的泰戈尔》,则还有一点个人的成分在内。我十三岁时曾在济南看到过泰戈尔。到了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体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写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六十年来没有间断,而今到了垂暮之年,又有幸翻译有关他的书。我此时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难道是一句套话“感慨万端”所能完全表达得出来的吗?我想,如果黛维夫人知道了这一件事,她也会会心一笑吧!

黛维夫人虽然已经有点老态龙钟,自己认为已经很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小我三岁。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年龄的看法也不一样。我远远还没有感到自己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已经算是老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现在就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向云天万里之外的一个印度老人致敬,为她祝福,希望她长命百岁,再多为中印友好做些工作。中印友谊的道路,悠久而漫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4年12月25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