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在陝西東南,沿著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制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裡,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嶺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卻最完備盆地的特點: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佈著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惟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軍隊和文人騷客,現還保留著騾馬幫會會館的遺址,流傳著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當年兵荒匪亂的石窟,據說如今石窟裡還有乾屍,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飛出來,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讓村鎮人誇誇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我十九歲以前,沒有走出過棣花街方圓三十里,穿草鞋,留著個蓋蓋頭,除了上學,時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換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們問:「哪裡的?」我說:「棣花街的!」他們就不敢在秤上搗鬼。那時候這裡的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依然在商洛專區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裡人從312國道上下來,在老街上參觀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聲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裡石頭壓著的是一筐一筐煮過的樹葉,在水裡泡著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面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裡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我家隔壁的廈子屋裡,住著一個李姓的老頭,他一輩子編草鞋,一雙草鞋三分錢,臨死最大的願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糝糊湯,就是沒吃上,隊長為他蓋棺,說:「別變成餓死鬼。」塞在他懷裡的仍是一顆熟紅苕。全村鎮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就在這一群人裡誰能想到有那麼多的能人呢:寬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東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門前的榆樹下拉奏。中街的冬生愛唱秦腔,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老婆都跟人去討飯了,他仍在屋裡唱,唱著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讓我們一夥孩子給他剝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後他盤腿搭手坐在那裡說《封神演義》,有人對照了書本,竟和書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讀《易經》,他最後成了陰陽先生。百慶學繪畫,拿鍋黑當墨,在牆上可以畫出二十四孝圖。劉新春整理鼓譜。劉高富有土木設計上的本事,率領八個弟子修建了幾乎全縣所有的重要建築。西街的韓姓和東街的賈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韓述績和賈毛順的文墨最深,毛筆字寫得寬博溫潤,包攬了全村鎮門樓上的題匾。每年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戲和鬧社火,演員的補貼是每人每次三斤熱紅苕,戲和社火去縣上會演,總能拿了頭名獎牌。以至於外地來鎮上工作的幹部,來時必有人叮嚀:到棣花街了千萬不敢隨便說文寫字。再是我離開了故鄉生活在了西安,以寫作出了名,故鄉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說起了我,回應的是:像他那樣的,這裡能拉一車!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裡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裡的螢火蟲,夜裡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艷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著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裡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裡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年的十年裡,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裡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著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裡忙活,田堰上放著旱煙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裡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傢俱,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著,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煙,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發音為「哥哥(ɡuǒ)」,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愛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鑒,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著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洩洪池。體制對治理發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麼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制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甕。巷口的一堆婦女抱著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著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裡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簷頭到門框腦上亮亮的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裡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著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著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著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裡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裡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幹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裡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裡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麼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
  父親去世之後,我的長輩們接二連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輩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艱辛使他們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歲,也開始在死去。我把母親接到了城裡跟我過活,棣花街這幾年我回去次數減少了。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現在的故鄉對於我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每當我路過城街的勞務市場,站滿了那些粗手粗腳衣衫破爛的年輕農民,總覺得其中許多人面熟,就猜測他們是我故鄉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將來母親也過世了,我還回故鄉嗎?或許不再回去,或許回去得更勤吧。故鄉呀,我感激著故鄉給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裡,每一做想故鄉那**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裡用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著酸酸的嗆嗆的黑煙,我就強烈地衝動著要為故鄉寫些什麼。我以前寫過,那都是寫整個商州,真正為棣花街寫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鄉將出現另一種形狀,我將越來越陌生,它以後或許像有了疤的蘋果,蘋果腐爛,如一泡膿水,或許它會淤地裡生出了荷花,愈開愈艷,但那都再不屬於我,而目前的態勢與我相宜,我有責任和感情寫下它。法門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時候,我用散文記載過一半塔的模樣,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寫一半塔的文字,現在我為故鄉寫這本書,卻是為了忘卻的回憶。
  我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
  當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動筆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灑在地上,從此我書房當庭擺放的那一個巨大的漢罐裡,日日燃香,香煙裊裊,如一根線端端衝上屋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嬸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現在又是村幹部的堂兄和在鄉派出所當警察的族侄,他們總是像搶鏡頭一樣在我眼前湧現,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訴說,訴說時又是那麼爭爭吵吵。我就放下筆盯著漢罐長出來的煙線,煙線在我長長的吁氣中突然地散亂,我就感覺到滿屋子中幽靈飄浮。
  書稿整整寫了一年九個月,這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再干別事,缺席了多少會議被領導批評,拒絕了多少應酬讓朋友們恨罵,我只是寫我的。每日清晨從住所帶了一包擀成的麵條或包好的素餃,趕到寫作的書房,門窗依然是嚴閉的,大開著燈光,掐斷電話,中午在煤氣灶煮了麵條和素餃,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飯喝茶會友。一日一日這麼過著,寂寞是難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寫毛筆字和畫畫。我畫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當年在城南大雁塔譯經的清苦來激勵自己。我畫了《悲天憫貓圖》,一隻狗臥在那裡,仰面朝天而悲嚎,一隻貓躡手躡腳過來看狗。我畫《撫琴人》,題寫:「精神寂寞方撫琴」。又寫了條幅:「到底毛穎是吞虜,滄浪隨處可濯纓」。我把這些字畫掛在四壁,更有兩個大字一直在書桌前:「守侯」,讓守住靈魂的侯來監視我。古人講:文章驚恐成,這部書稿真的一直在驚恐中寫作,完成了一稿,不滿意,再寫,還不滿意,又寫了三稿,仍是不滿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這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現象,我不知道是年齡大了,精力不濟,還是我江郎才盡,總是結不了稿,連家人都看著我可憐了,說:結束吧,結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難道人是土變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淨,書稿也是越改越這兒不是那兒不夠嗎?
  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關注著,我每寫完一稿,他就拿去複印。那個小小的複印店,複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頁,他得到了一筆很好的收入,他就極熱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讀這書稿。他們都來自農村,但都不是文學圈中的人,讀得非常興趣,跑來對我說:「你要樹碑子,這是個大碑子啊!」他們的話當然給了我反覆修改的信心,但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稿的筆,坐在煙霧騰騰的書房裡,我又一次懷疑我所寫出的這些文字了。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裡花。但水中的月鏡裡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裡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沒寫過戲劇性的情節,也不是陌生和拒絕那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一種寫法,這如同馬腿的矯健是馬為覓食跑出來的,鳥聲的悅耳是鳥為求愛唱出來的。我惟一表現我的,是我在哪兒不經意地進入,如何地變換角色和控制節奏。在時尚於理念寫作的今天,時尚於家族史詩寫作的今天,我把濃茶倒在宜興瓷碗裡會不會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襖去吃宴席會不會被恥笑為貧窮呢?如果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習慣了翻著讀,是否說「沒意思」就撂到塵埃裡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他要是一聽說我又寫了一本書,還不去讀就要罵母豬生不下獅子,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時,就遇著過一個因地畔糾紛與我家置了氣的鄰居婦女,她看我家什麼都不順眼,罵過我娘,也罵過我,連我家的雞狗走路她都罵過。我久久地不敢把書稿交付給出版社,還是幫我複印的那個朋友給我鼓勁,他說:「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糧食擺在街市上,講究吃海鮮的人不光顧,要減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顧,總有吃米吃麵的主兒吧?!」
  但現在我倒擔心起故鄉人如何對待這本書了,既然張狂著要樹一塊碑子,他們肯讓我豎嗎,認可這塊碑子嗎?清風街裡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尋著根根蔓蔓,畫鬼容易畫人難,我不至於太沒本事,要寫老虎卻寫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諱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幾年前我寫《商州初錄》,有人就大加討伐,說「調子灰暗,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甭說為人民寫作,為社會主義寫作,連『進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說:人有石頭,上帝有雲。而如今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鄉,有許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說,說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可能要發生磨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我聽說過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一個鄉級幹部對著縣級領導,一個縣級幹部對著省級領導述職的時候,他們要說盡成績,連虱子都長了雙眼皮,當他們申報款項,卻惶了還再惶,人在喝風屙屁,屁都沒個屁味。樹一塊碑子,並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
  (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與選舉觀察研究叢書》中的有關材料和數據,特在此說明並致謝。)

《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