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寫完了《高老莊》,在後記中說:這可能是我本世紀裡最後的一部長篇了。此話倒真言中。這一部《懷念狼》,還在寫《高老莊》時就謀劃於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寫出,卻偏偏不能完成,一會兒是這樣的事纏身,一會兒又是那樣的事耽擱,並且寫了作廢,廢了再寫,就是讓你在兩千年裡不得脫稿。可見人的一生寫多少文字,什麼時候寫什麼,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別人或許說這是宿命論,唯心主義,但我卻有許多體會。我的愛好比較廣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漢、唐年間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東西,很快地,必會有同樣大小、色澤的另一件東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漸豐富。幹什麼行當幹得久了,說本行當的話時,似乎口裡總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訓是口中不敢有戲言,下至樵夫,上山絕對禁口「滾了」的話。我自以為文章是天地間的事,不敢隨便地糟踏紙和字,更認為能不能寫成,寫成個什麼樣兒,不是強為的。
  文學不是以時代的推移而論高低、優劣也與作家的年齡大小無關,曹禺二十多歲寫成了《雷雨》,張愛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學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劍,有的人倚馬千言,不可一概而論。各地有各地特產,比如貴州的酒,雲南的煙,山西的醋,嗜酒者當然推崇貴州,但絕不必要認定貴州是人間天堂。
  想到了一位畫家,是西方的莫蘭迪,有文章說他幾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鎮上面對了幾個罐子作畫,畫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檢點起我在《高老莊》寫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寫過一組超短小說《太白山記》,第一回試圖以實寫虛,即把一種意識,以實景寫出來,以後的十年裡,我熱衷於意象,總想使小說有多義性,或者說使現實生活進入詩意,或者說如火對於焰,如珠玉對於寶氣的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但我苦惱於尋不著出路,即便有了出路處理得是那麼生硬甚或強加的痕跡明顯,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順利地進入讀者眼中心中,發生了忽略不管或嚴重的誤解。《懷念狼》裡,我再次做我的試驗,局部的意像已不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將情節處理成意象。這樣的試驗能不能產生預想的結果,我暫且不知,但寫作中使我產生了快慰卻是真的。如果說,以前小說企圖在一棵樹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幹來造型,那麼,現在我一定是一棵樹就是一棵樹,它的水分通過脈絡傳遞到每一枝幹每一葉片,讓樹整體的本身賦形。面對著要寫的人與事,以物觀物,使萬物的本質得到具現。畫家賈克梅第是講過他的一個故事,當他在一九二五年終於放棄了只是關注實體之確「有」的傳統寫實主義繪畫後,他嘗試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個「早上當我醒過來,房子裡有一張椅子搭著一條毛巾,但我卻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並不是壓在椅子上,椅子也沒有壓在地板上」,如隔著透明的水看著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讓我再一次覺悟了老子關於容器和窗的解釋,物象作為客觀事物而存在著,存在的本質意義是以它們的有用性顯現的,而它們的有用性正是由它們的空無的空間來決定的,存在成為無的形象,無成為存在的根據。但是,當寫作以整體來作為意象而處理時,則需要用具體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來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動的規律,日子一日復一日地過下去,順利或困難都要過去,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鮮活。如此越寫得實,越生活化,越是虛,越具有意象。以實寫虛,體無證有,這正是我把《懷念狼》終於寫完的興趣所在啊。
  在《高老莊》的後記裡,我主要談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寫作人傳達出的精神,現在我們十分看重它。當今的中國文學,不關注社會和現實是不可能的,誠然關注社會和現實不一定只寫現實生活題材,而即使寫了現實生活並不一定就是現實主義。二十世紀末,或許二十一世紀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這種探索應建立於新漢語文學的基礎上,漢語文學有著它的民族性,即獨特於西方人的思維和美學。誠然美國及西方的文化風靡,或許有一日全球統一化,但這一日對於中國來說畢竟不是短的日子。
  《懷念狼》徹底不是了我以前寫熟了的題材,寫法上也有了改變,我估計它會讓一些人讀著不適應,或者說興趣不大。可它必須是我要寫的一部書。寫作在於自娛和娛人,自娛當然有我的存在,娛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紀裡,文壇畢竟是更年輕的作家的舞台,我老了,可我並不感覺過氣。《懷念狼》是我新千年裡的第一本書,在即將脫稿的時候,到處是慶典的活動,有記者來採訪,需要我談談感想,我並未因逢上了兩千年而歡喜若狂,我說,什麼節日似乎與我都沒多大的干係,作為一個作家,我就像農民,耕地播種長了莊稼,莊稼熟了就收穫,收穫了又耕地播種,長了莊稼又收穫,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吧。寫完了《懷念狼》,下來肯定又得去充電去謀劃去寫作了,只祈望著在以後的歲月裡,雜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月16日

《懷念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