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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帝王不读书

“自古帝王不读书。”

这话有点儿绝对,却有普遍性。与民间那句“慈不带兵”的话异曲同工。后四个字且不论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话却须略说一说,与本书内容有关——世上本无帝王,想当帝王的人多了,就有了。帝王者,欲永据“天下”为家族“社稷”者也。中国之“家天下”,据说始于启。但关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确凿,所以今人也只能当作莫须有之事。

先是王们多了起来,便都盘算着称帝。于是你发兵灭我,我率军攻他。此王消灭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绑架众生,哪里有闲工夫读书呢?所谓圣贤书都是教诲人戒霸心的,戳他们的肺管子,当然更反感了。

“马上得江山”,说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们的“事业”是靠双手沾满了鲜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后数代乃至十几代的王位帝位继承者,都是必须读些书的。家天下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难以长久统治,何况自家兄弟之间也每因谁更有资格继位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于是借力势在必行。借什么人的力呢?当然是借众臣之力。众臣中多是读书人。汉以后,科举制度更趋完善,为帝王效忠的众臣关于往圣之书的知识水平普遍高了,文韬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将也能那般——这种情况下,继位的帝王们不得不跟上形势与时俱进也多读些书了。否则,没法与众臣讨论国是了,那起码是面子问题。

帝王们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闹着玩的。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辈也很重视对他们的文化栽培,他们的老师都是当朝的学问家,德才兼备的人物。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况——多数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龄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起码够用,说起话来不至于丢帝王的份儿。他们中有人还颇好文艺,甚至才情较高。比如宋徽宗,诗画皆佳。至于成了俘虏,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责。

在他们小的时候,国师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但讲到孟子时,国师们却都是有保留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句,国师们都是绝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吗?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亚圣”,“反动言论”、历史“污点”被遮掩了。

孔子并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时的朝野并不多么地重视他,影响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睐的是佛教,以至于某个时期,好逸恶劳的青壮年男子纷纷出家,社会生产力都下降了。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许多庙,赶跑了许多和尚,勒令还俗,逼他们能干什么营生干什么营生去。

宋朝也没太拿孔子当一回事儿。宋的朝野比较崇尚道教。南宋退据长江以南之后,有几年风调雨顺,国耻伤口渐愈,经济发展态势趋好,于是都热衷于及时行乐与养生之道。

却好景不长,还是亡了。南宋之亡,与从皇室到朝廷官员、从士林到庶民的颓废迷醉,纵娱恣乐的国风有关。岳飞死后,半个宋朝军心难振,士气沮丧,军队锐志不再,所以连梁红玉都得率女兵与金兵进行水上战斗了。李清照诗云: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这可看作一个弱女子眼见半个宋朝多数男人不男的喟叹。确乎,南宋之男,除了韩世忠等少数将领,其余皆似被阉男也。南宋词风,也再没了北宋时边塞词的豪迈与骁勇气质。长江便是国边了,还边的什么塞呢?南宋的皇家有种幻想,以为长江未必不可做水的长城,金军插翅难逾天堑。而蒙古军团的强大悍猛,也是南宋必亡的客观原因。他们都横扫欧洲如卷席了,况乎小半个南宋?

元朝初定时期,镇压酷烈,杀性不减。先是,攻城略地,滥杀为习。每仅留工匠,以充军役。入主后,将汉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杀服之长江以北的汉民也;南人者,刚纳入统治地盘之汉民耳。对南人,起初无分官员、士子,杀戮甚于庶民。在他们的意识中,南宋官员、士子,乃首当灭除之不驯种子。故汉人经此一劫,大抵被杀怕了。亡国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远域。此种情况,十余年后方止。他们沉浸于征服的骄暴,杀戮之快感,不知怎样才是不凶残。

元初之文官武将中的汉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将。亡南宋时,彼们也曾出谋划策,效军前帐后之劳。元的中低级武官,不分蒙汉,基本是世袭制,父死子继。高级别的汉人中的文官武将死后,以其功之大小与忠诚的被认可度,决定对其子孙的任用等级。这就使它的“干部”队伍往往匮乏,后来不得已开始从南宋遗臣中招纳识时务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统治时期,科举是基本废掉了的。没法不废。若延续,考什么呢?还考四书五经?岂不等于替汉人招文化之魂吗?科举一废,“往圣”之学的继承,便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由塾授馆授转入了秘密的家传族授——而这是危险的,一旦有人告发,很可能被视为“怀复宋之心”,因而大祸临头。

在元九十八年的统治下,汉民族的传统文脉差不多是断了运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杂剧;关、马、白、郑而已。

散曲初现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别民族的语言风格。与唐诗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属于底层人的最爱,声靡于瓦舍勾栏之间。至宋,词风甚盛,散曲之声寂焉。

元使汉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沦落,亦不再敢以诗词抒情明志,遂将被压制的文才转向了散曲。因这专业群体的参与,散曲也多了几分瑰丽旖旎。

但细论起来,散曲的严格定义,应是——元统治时期由汉民族发扬其魅力的文学现象。关、马、白、郑四大家,皆汉人也。

先是,蒙古军团灭金后,他们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长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则死路一条。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务于元。蒙古军团攻南宋时,关汉卿曾以医职服务之。而南宋即灭,七旬老翁关汉卿逝于江浙一带,比关汉卿年轻许多的马致远还在浙江一带做过元朝的小官。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关也罢,马也罢,他们的剧作,其实无敢以元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为背景。若以元为背景,则肯定悲也是罪,讽也是罪,怎么着都肯定是罪。而以宋为背景,好写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元统治者都当其是在反映“万恶的宋朝”。

白朴和郑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数。

元统治者的眼,对他们这些汉裔文人,盯得很紧,身家性命不能轻,又哪里敢以剧作造次呢?

至于他们在散曲、杂剧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评多多,已获公认,不赘评。

单以马致远一首《双调》为例,其胸中纠缠郁闷,足见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屈原坚持节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谁醉谁醒,争个什么劲啊!

元的亡,亡于作为统治集团,自身文化积淀浅,又不善于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汉家”文化之“先进”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时,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会行仁政,做个好皇帝。因为他有此种表态,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某个冒失鬼,哪壶不开提哪壶,顺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账话”——对一切帝王,那话肯定是“混账透顶”且振聋发聩的。朱皇帝当时就火了,要传旨将孟子捉到砍了。这事正史上未提过,野史中传得很广,可信度不高。向来孔孟并提,凡是个汉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尽管在元朝被“冰冻”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学播在了一代代汉子孙心里呀。

虽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变成了孔子一人之道,这却是真的。结果“亚圣”被剥夺了“圣”名,连其塑在文庙中的像,也遭捣毁,当垃圾清出了文庙之门。

政治本不是谁都“玩”得的国之顶层大事,偏偏孟子尤爱议政。这一点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复礼”,关于政治很少发议论。最有冒犯意味的话,不过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当诤言来听,没有颠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顺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广大汉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万,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达官显贵及地主阶级名下,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佃户。而且,元代加强了对最底层人的户籍管理,被划入另册将世代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们除了造反,再无别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天灾战祸,亦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败加速了它的灭亡,可谓支撑乏术。

朱皇帝在文化上独树孔子之后,不久恢复了科举。这给元时“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头,都以亢奋之心跻身于科举“管道”,于是传授入仕经学的书院书馆及塾学堂,如雨后春笋。

实际上,元时以私人学名开馆授业的现象更司空见惯,最多时达四万几千处,而明中期才一万几千处。这是因为,元朝廷与军队逃离中土之际,不但带走了蒙古人,也卷挟走了不少汉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达到六千余万。而明的院、馆、塾,与元有本质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废了科举的情况下,只能以艺技为主业,即谋生手段,如现在的“文艺培训班”;而前者,则又重新祭起了“修齐治平”的经世之道的旌幡。

唐诗、宋词、元曲的水平已各处巅峰,明的文人士子们皆知无望达及,于是他们之“文以载道”的能动性,逐渐转向了纵论时政方面。可以这样认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这又因为,元是中国历史上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汉人为中心的。所以明之灭元,意味着历史回到了“正轨”,是对整个汉人的拯救。此时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么重新将国体设计完美了——许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头,贡献继往开来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于自己的英明。他的设计是中央高度集权,连宰相也不任命,举凡一切政策法规,更喜欢产生于自己的头脑。

明是中国历史上由农民领导,靠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朝代。所谓匹夫登基,草民称皇。这样的一个皇帝,治国理政的资质显然在各阶层内心里都是存疑的。尽管他在南京当皇帝当的挺有魄力,但那当的只不过是半片汉土的皇帝;如今当整片汉土的皇帝了,两码事。能力欠足,有待观察。此种情况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没温乎,竟被杀了,且灭族了,历史结论很可能是——为国为民祛忧,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拥圣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顺利地将皇位传至三代以后,情况则不同了。那时社稷姓朱,便成共识。只要子孙当皇帝当得并不明显地昏聩无能,别人若起取代野心,顾虑将是很大的——历史结论将是“篡位”“弑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种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刘邦生前最怕他的“战友”们做;后来的曾国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历史上留下“窃国”“乱臣贼子”的骂名。

朱氏深谙此点,故其集权、专制,是要为子孙后代夯实皇基。无论是确有人觊觎他的皇位,还是他自己疑心过重无事生非,总之他不久剪除起“战友”来,做法心狠手辣,莫须有之织罪,他运用起来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两点,当然违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虑的范围。目的却达到了,命官们特别是些个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缄默其口了。他们终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实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学生。

集权也罢,专制也罢,对一个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却往往立竿见影。并且,他的某些国体设计和主见,在当时也算考虑独到,例如尽量避免战事发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禄标准亲订,以防滋生腐败;军费由国库直接拨给,以杜绝军方勒民现象;留在汉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得在本族间婚配。不论嫁娶,一方必得是汉人。以强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带着的劣基因,是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都无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问题显现了——明初,内外官员两万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万;嘉靖时,全国每年供给于京师的粮食四百万石,仅各王府禄米却已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年光持续良好,风调雨顺,每年的贡米也不足京师所需之半。只得通过“加派”,增收赋税,民不聊生,怨载道矣。

不世袭,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见,而世袭成律,必然失控,状况频出——晋王第三子庆成王,妻妾众多,生百子,俱长成。长子袭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镇国将军——此明前朝代绝无之事。家世余荫,福泽无穷之代,且多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之辈。“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学无术。

世袭资格的巩固,须官场互相帮衬,攀权附势,结党营私之风于是盛行,潜规则遂成常态。而皇室的存在,却又不得不依赖此种常态的“忠心拥护”。

朝廷惯以门第用人,虽科举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难通过那独木桥谋得一官半职。于是他们弃了儒家典籍,转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寻找慰藉,消解怨闷。

墨子曰:“尚贤者,政之本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荀子曰:“虽王公世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黄宗羲著文痛批当时情况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当然他的愤言是说在晚明,仅在小范围传播,否则性命难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统称。明中期开始分化,晚期显然——仕途顺达者,依然视儒家经典为真圣真贤之书;对科举心如死灰者,逐渐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响渐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无非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或许他们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认为民应该多么的贵,与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情怀未必相同。但他们表达不满,须有够高尚的理论支点,“民贵君轻”“社稷共属”,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们之矢的。

士林中还又分出了一“林”,将生命价值转向了小说——他们文化自信满满,能预见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未必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于是我们如今有幸读到“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态,亦如元的文化形态一样,都经历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拢、转型的时期。元以曲为媒,明以小说为介。于文学,乃幸事;于哲学,是思想力的解构、消遣、娱乐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说到哲学,则不能不提王阳明的“心学”。我对所谓心学一向不持高蹈之评。在我看来,无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过劝官劝民对自身郁闷看透点儿,想开点,自我劝解地虚化了之。

倘言儒学的内容是人性人智之学,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逻辑,儒学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心学”。王阳明不过是将他所消化的儒学,换了一个概念,以佛学的方式细诠细释了而已。

心学对于明的统治是尽量不露企图的,甚为低调的帮忙之学。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当成治民工具的;王阳明的心学,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为帮忙学的。

但,未必这样也罢,未必那样也罢,具体到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毕竟出发点都是阳光的,良好的,影响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时代,即使想帮哪一朝代减点压,何况是用贡献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视为统治集团的文化侍从。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动性大抵体现于两方面——要么试图影响统治集团,要么试图影响世道人心。而影响前者,又往往比影响后者要难得多。在影响后者方面,因少或没有忌讳,亦往往能对人性作超阶级的分析与见解——正是这一部分见解,因超越了阶级,同时也便有可能超越历史局限性了,于是对今人仍有教益;故,他们就确乎当得起“思想家”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