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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

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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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个死不下船,还有错儿么?!反正船得把我运到伦敦去,心里有底!

果然一来二去的到了伦敦。船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来了,我也得下去。什么码头?顾不得看;也不顾问,省得又招人们眨眼。检验护照。我是末一个—英国人不像咱们这样客气,外国人得等着。等了一个多钟头,该我了。两个小官审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里明白的都说了,他俩大概没明白。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个戳儿,我“看”明白了:“准停留一月Only”。(后来由学校呈请内务部把这个给注销了,不在话下。)管它Only还是“哼来”,快下船哪,别人都走了。敢情还得检查行李呢。这回很干脆:“烟?”我说“no”;“丝?”又一个“no”。皮箱上画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语很有根了,心里说。看别人买车票,我也买了张;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们知道上哪儿。他们要是走丢了,我还能不陪着么?上了火车。火车非常的清洁舒服。越走,四外越绿,高高低低全是绿汪汪的。太阳有时出来,有时进去,绿地的深浅时时变动。远处的绿坡托着黑云,绿色特别的深厚。看不见庄稼,处处是短草,有时看见一两只摇尾食草的牛。这不是个农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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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走着,绿色少起来,看见了街道房屋,街上走动着红色的大汽车。再走,净是房屋了,全挂着烟尘,好像熏过了的。伦敦了,我想起幼年所读的地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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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在Gannon Street。大家都下来,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我也慢条斯理的下来;上哪儿呢?啊,来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国话比我的英语应多得着九十多分。他与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车站去;有了他,上地狱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车到了Liverpool Street。这是个大车站,把行李交给了转运处,他们自会给送到家去。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他们慢,可是有准。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带我上学校去,就在车站的外边。想了想,又不去了,因为这天正是礼拜。他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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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这虽在“大伦敦”之内,实在是属Hertfordshire,离伦敦有十一哩,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我们就在原车站上了车,赶到车快到目的地,又看见大片的绿草地了。下了车,易先生笑了。说我给带来了阳光。果然,树上还挂着水珠,大概是刚下过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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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地上潮阴阴的,树和草都绿得鲜灵灵的。由车站到住处还要走十分钟。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汽车电车上也空空的。礼拜天。街道很宽,铺户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洁的,此处已没有伦敦那种乌黑色。铺户都关着门,路右边有一大块草场,远处有一片树林,使人心中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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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进了胡同:Carnarvon Street。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边上还有些流水,因刚下过雨去。两旁都是小房,多数是两层的,瓦多是红色。走道上有小树,多像冬青,结着红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种着花草,我看见了英国的晚玫瑰。窗都下着帘,绿蔓有的爬满了窗沿。路上几乎没人,也就有十点钟吧,易教授的大皮鞋响声占满了这胡同,没有别的声。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草花,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庄,它本是在伦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区所。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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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两层的小房,门外也种着一些花,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倒还自然;窗沿上悬着一两枝灰粉的豆花。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已白了头,胖胖的很傻,说不出什么来。妹妹作过教师,说话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并且感谢他给介绍两位中国朋友。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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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很小: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饭室,一间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一个浴室。由厨房出去,有个小院,院里也有几棵玫瑰,不怪英国史上有玫瑰战争,到处有玫瑰,而且种类很多。院墙只是点矮矮的木树,左右邻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里的院中还有几株梨树,挂了不少果子。我说“左右”,因自从在上海便转了方向,太阳天天不定由哪边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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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小房子里处处整洁,据地山说,都是妹妹一个人收拾的;姐姐本来就傻,对于工作更会“装”傻。他告诉我,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时把买卖给了儿子,把两所小房给了二女。姊妹俩卖出去一所,把钱存起吃利;住一所,租两个单身客,也就可以维持生活。哥哥不管她们,她们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领与袜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给洗并烫平。在相当的范围内,她没完全商业化了。

易先生走后,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礼拜。妹妹得作饭,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们很虔诚;同时,教堂也是她们唯一的交际所在。姐姐并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么,地山告诉我。路上慢慢有了人声,多数是老太婆与小孩子,都是去礼拜的。偶尔也跟着个男人,打扮得非常庄重,走路很响,是英国小绅士的味儿。邻家有弹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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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好了,姐姐才回来,傻笑着。地山故意的问她,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她说牧师讲的很深,都是哲学。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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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又没了声音。看着屋外的阳光出没,我希望点蝉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连地山也不讲话了。静寂使我想起家来,开始写信。地山又拿出账本来,写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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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边上的小而静的礼拜天。

原载1934年8月《良友画报》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