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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与我

这是头一次在青岛过夏。一点不吹,咱算是开了眼。可是,只能说开眼;没有别的好处。就拿海水浴说吧,咱在海边上亲眼看见了洋光眼子!可是咱自家不敢露一手儿。大概您总可以想像得到:一个比长虫—就是蛇呀—还瘦的人儿,穿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浴衣,脖子上套着太平圈,浑身上下骨骼分明,端立海岸之上,这是不是故意的气人?即使大家不动气,咱也不敢往水里跳呀;脖子上套着皮圈,而只在沙土上“憧憬”,泄气本无不可,可也不能泄得出奇。咱只能穿着夏布大衫,远远的瞧着;偶尔遇上个异教卫道的人,相对微笑点首,叹风化之不良;其实他也跟我一样,不敢下水。海水浴没了咱的事。

白天上海岸,晚上呢自然得上跳舞场。青岛到夏天,的确是热闹:白舞女,黄舞女,黑舞女,都光着脚,脚指甲上涂得通红晶亮,鞋只是两根绊儿和两个高底。衣服,帽子,花样之多简直说不尽。按说咱既不敢下海,晚上似乎该去跳了,出点汗,活动活动。咱又没这个造化。第一,晚上一过九点就想睡;到舞场买票睡觉,似乎大可不必。第二呢,跳倒可以敷衍着跳一气,不过人家不踩咱的脚指,而咱只踩人家的,虽说有独到之处,到底怪难以为情。莫若早早的睡吧,不招灾,不惹祸。况且这么规规矩矩,也足引起太太的敬意,她甚至想登报颂扬我的“仁政”,可是被我拦住了,我向来是不好虚荣的。

既不去赶热闹,似乎就该在家中找些乐事;唱戏,打牌,安无线广播机等等都是青岛时行的玩艺。以唱戏说,不但早晨在家中吊嗓子的很多,此地还有许多剧社,锣鼓俱全,角色齐备,倒怪有个意思。我应当加入剧社,我小时候还听过谭鑫培呢,当然有唱戏的资格。找了介绍人,交了会费,头一天我就露了一出《武家坡》。我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早早就去了,再想露一出拿手的。等了足有两点钟吧,一个人也没来,社员们太不热心呀,我想。第三天我又去了,还是没人,这未免有点奇怪。坐了十来分钟我就出去了,在门口遇见了个小孩。“小孩,”我很和气的说,“这儿怎样老没人?”小孩原来是看守票房李六的儿子,知道不少事儿。“这两天没人来,因为呀,”小孩笑着看了我一眼,“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所以他们都不来啦;前天您来了吗?”我摇了摇头,一声没出就回了家。回到家里,我一咂摸滋味,心里可真有点不得劲儿。可是继而一想呢,票友们多半是有习气的,也许我唱得本来很好,而他们“欺生”。这么一想,我就决定在家里独唱,不必再出去怄闲气。唱,我一个人可就唱开了,“文武代打”,好不过瘾!唱到第三天,房东来了,很客气的请我搬家,房东临走,向敝太太低声说了句:“假若先生不唱呢,那就不必移动了,大家都是朋友!”太太自然怕搬家,先生自然怕太太,我首先声明我很讨厌唱戏。

我刚要去买播音机,邻居郑家已经安好,我心中不大好过。在青岛,什么事走迟了一步,风头就被别人出尽;我不必再花钱了,既然已叫郑家抢了先。再说呢,他们播放,我听得很真,何必一定打对仗呢。我决定等着听便宜的。郑家的机器真不坏,据说花了八百多块。每到早十点,他们必转弄那个玩艺。最初是像火车挂钩,嘎!哗啦,哗啦!哗啦了半天,好似怕人讨厌它太单调,忽然改了腔儿,细声细气的,像老牛害病时那样呻吟。猛古丁的又改了办法,啪啪,喔—喔,越来越尖,咯喳!我以为是院中的柳树被风刮折了一棵!这是前奏曲。一切静寂,有五分钟的样子,忽然兜着我的耳根子:“南京!”也就是我呀,修养差一点的,管保得惊疯!吃了一丸子定神丸,我到底要听听南京怎样了。呕,原来南京的底下是—“王小姐唱《毛毛雨》”。这个《毛毛雨》可与众不同:第一声很足壮,第二声忽然像被风刮了走,第三声又改了火车挂钩,然后紧跟着刮风,下雨,打雷,空军袭击城市,海啸;《毛毛雨》当然听不到了。闹了一大阵,兜着我的耳根子—“北平!”我堵上了耳朵。早晨如是,下午如是,夜间如是;这回该我找房东去了。我搬了家。

还就是打个小牌,大概可以不招灾惹祸,可是我没有忍力。叫我打一圈吗,还可以;一坐下就八圈,我受不了。况且十几张牌,咱得把它们摆成五行,连这么办还有时把该留着的打出去。在我,这是消遣,慢慢的调动,考虑,点头,迟疑,原无不可;可是别人受得了吗。莫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招人讨厌。

您说青岛这个地方,除了这些玩耍,还有什么可干的?干脆的说吧,我简直和青岛不发生关系,虽然是住在这里。有钱的人来青岛,好。上青岛来结婚,妙。爱玩的人来青岛,行。对于我,它是片美丽的沙漠。

对,有一件事我作还合适,而且很时行。娶个姨太太。是的,我得娶个姨太太。又体面,又好玩。对,就这么办啦。我先别和太太商量,而暗中储蓄俩钱儿。等到娶了姨太太之后,也许我便唱得比鸭子好听,打牌也有了忍力……您等我的喜信吧!

原载1935年8月16日《论语》第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