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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风雨

一 前奏

虽然用了个颇像小说或剧本的名字的标题—八方风雨—这却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在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的简单纪实。它不是日记,因为我的日记已有一部分被敌人的炸弹烧毁在重庆,无法照抄下来,而且,即使它还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么简单无趣,也不值得印出来。所以,凭着记忆与还保存着的几页日记,我想大概的,简单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写下来。我希望它既能给我自己留下一点生命旅程中的印迹,同时也教别离八载的亲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头或书面上报告。此外,别无什么伟大的企图。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见,我并没有乘着能够混水摸鱼的时候,发点财,或作了官;不,我不单没有摸到鱼,连小虾也未曾捞住一个。那么,腾达显贵与金玉满堂假若是“伟大”的小注儿,我这里所记录的未免就显着十分寒碜了。我必定要这么先声明一下,否则教亲友们看了伤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假若有人喜欢读惊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应该另写一部传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谓,“八方风雨”者,因此,并不是说我曾东讨西征,威风凛凛,也非私下港沪,或飞到缅甸,去弄些奇珍异宝,而后潜入后方,待价而沽。没有,这些事我都没有作过。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二 开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这情形,在我到了武汉的时候,我还不能忘记,而且写出一首诗来: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潜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爆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家以为敌人已到了城外。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同时,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临别的末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着家中。

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生平不善争夺抢挤。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车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对友人说:“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友人主张再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了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没有地方。”好容易立稳了脚,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么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没有地方坐,我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用脚,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觉,扩充我的地盘。最后,我蹲在小箱旁边。又待了一会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那个三角形的,皮的东西。我只能这么坐着,不能改换姿式,因为四面八方都挤满了东西与人,恰好把我镶嵌在那里。

车中有不少军火,我心里说:“一有警报,才热闹!只要一个枪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同时,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维持着原来的姿式坐着,看不见外边。我问了声:“同志,外边是阴天,还是晴天?”回答是:“阴天。”感谢上帝!北方的初冬轻易不阴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

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站中,来的去的全是军车,只有这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像“战地之花”似的。

到郑州,我给家中与汉口朋友打了电报,而后歇了一夜。

到了汉口,我的朋友白君刚刚接到我的电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么大的用处呀!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结的婚。

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

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

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

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

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

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

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设备都极简陋。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

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摹仿,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先生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谈三镇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在今天想起来,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

特别值得留恋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这是老字号。掌柜与多数的伙计都是河北人。我们认了乡亲。每次路过那里,我都得到最亲热的招呼,而他们的驰名的二锅头与碧醇是永远管我喝够的。

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在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

汉阳的兵工厂是有历史的。它给武汉三镇招来不少次的空袭,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弹。

武汉的天气也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极热,使人无处躲藏。武昌,因为空旷一些,还有时候来一阵风。汉口,整个的像个大火炉子。树木很少,屋子紧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没有空地。毒花花的阳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热,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间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时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击落了几百架小飞机。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洒了雄黄;虽然不准知道,这是否确能避除毒虫,可是有了这点设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稳一些。有一天,一撕一个的小的邮卷,哼,里面跳出一条蜈蚣来!

提到饮食,武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珍珠丸子一类的几种蒸菜而外,烹调的风格都近似江苏馆子的—什么菜都加点烩粉与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难吃。至于烧卖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为难了!

五 写鼓词

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书的作法。

在汉口,我遇见了富少舫(山药旦)先生,董莲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他们的爱国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艺员更丰富。他们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给他们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响到生意(都市中有闲的人们,既不喜新词儿,又不喜接受宣传),他们也不管。他们以为能在生意之外,多尽些宣传的责任,是他们的光荣。

和他们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写鼓词。

这时候,冯先生正请几位画家给画大张的抗战宣传画,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办法,教民众们看。这需要一些韵语,去说明图画,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给每张作一首歌儿。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

在冯先生那里,还来了三位避难的唱河南坠子的。他们都是男人,都会拉会唱。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他们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们的书词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语。他们的用韵也以乡音为准,譬如“叔”可以押“楼”,因为他们的“叔”读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会用北平的俗语;于是,我虽力求通俗,可是有许多用语与词汇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由这点经验,我晓得了通俗文艺若失去它的地方性,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跃与感动力。因此,我觉得民间的精神食粮,应当用一个地方的言语写下来,而后由各地方去翻译成各地方的土语;它的故事与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减改动,才能保存它的文艺性。反之,若仅用死板的,没有生气的官话写出,则尽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强听懂,也不会有多大的感动力量。

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

六 组织“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敌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这是,一点也不夸大,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

大会是在商会里开的,连写家带来宾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这位老先生是“文协”首次大会的主席,也是后来历届年会的主席。上午在商会开会。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饭后即在普海春继续开会,讨论会章并选举理事。真热闹,也真热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传大会的宣言,有的人朗读致外国作家的英文与法文信。可是警报器响了,空袭!谁也没有动,还照旧的开会。普海春不在租界,我们不管。一个炸弹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国作家,我们不管。

紧急警报!我们还是不动。高射炮响了。听到了敌机的声音。我们还继续开会。投弹了。二十七架敌机,炸汉阳。

解除警报,我们正在选举。五点多钟散会,可是被推为检票—我也是一个—及监票的,还须继续工作。我们一直干到深夜。选举的结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党派,不管对文艺的主张如何,而只管团结与抗战。就我所记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郁达夫,姚蓬子,楼适夷,王平陵,陈西滢,张恨水,老向,诸位先生都当选。只就这几位说,就可以看出他们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广,而绝对没有一点谁要包办与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七 抗战文艺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提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在武汉撤退的时候,有一部分会员,仍停留在那里。他们—像冯乃超和孔罗荪几位先生—决定非至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离开武汉。于是,在会刊编辑部西去重庆的期间,就由这几位先生编刊武汉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汉是二十五日失守的。连同这四期特刊,《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在武汉的时候,它可以销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汉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销到万份以上。销得多就不会赔钱,也自然可以解决了许多困难。可是,武汉失守了,会刊在渝复刊后,只能行销于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几个大都市,连洛阳,西安,兰州都到不了。于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说不到赚钱了。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协”呢,由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文艺协会,《抗战文艺》也自然须告一结束,于是编辑者决定再出一小册作为终卷;以后就须出文艺协会的新会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协”分会,也都出过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与经费的困难,时出时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会曾经出过几期外文的刊物,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抗战文艺。这是头一个向国外作宣传的文艺刊物,可惜因经费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战胜利,也并没有继承它的。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八 入川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

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了武汉。只有友人白君和冯先生派来的副官,来送行。

船是一家中国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舱门有门轴,而关不上门;电扇不会转;衣钩掉了半截;什么东西都有,而全无用处。开水是在大木桶里。我亲眼看见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脚水用完,又倒在开水桶里!我开始拉痢。

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船只到宜昌。我们下了旅馆。我继续拉痢。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是热闹,不是紧张。中国人仿佛不会紧张。这也许就是日本人侵华失败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从容不迫”的道理。

我们求一位黄老翁给我们买票。他是一位极诚实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极愿帮我们的忙,可是连他也不住的抓脑袋。人多船少,他没法子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等了一个星期,他算是给我们买到了铺位—在甲板上。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三峡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上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我只能侧目看下面,看到人头—头发很黑—在水里打旋儿。

八月十四,我们到了重庆。上了岸,我们一直奔了青年会去。会中的黄次咸与宋杰人两先生都欢迎我们,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满。这时候重庆已经来了许多公务人员和避难的人,旅馆都有人满之患。青年会宿舍呢,地方清静,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我们下决心不去另找住处。我们知道,在会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补,是最牢靠的办法。黄先生们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教我们暂住在机器房内。这是个收拾会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响声很大。

天气还很热。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去买一张了。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一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东西可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好吧,天虽热,而物价低,生活容易,我们的心中凉爽了一点。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我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吃饱一顿。

“文协”的会友慢慢的都来到,我们在临江门租到了会所,开始办公。

我们的计划对了。不久,我们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移到对门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我们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何容先生与我各据一床。他编《抗到底》,我写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点左右才起来。我呢,到十一点左右已写完我一天该写的一二千字。写完,我去吃午饭。等我吃过午饭回来,他也出去吃东西,我正好睡午觉。晚饭,我们俩在一块儿吃。晚间,我睡得很早,他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们,这样,虽分住一间屋子,可是谁也不妨碍谁。赶到我们偶然都喝醉了的时候,才忘了这互不侵犯协定,而一齐吵嚷一回。

我开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学大鼓书。好几个月,才学会了一段《白帝城》,腔调都摹拟刘(宝全)派。学会了这么几句,写鼓词就略有把握了。几年中,我写了许多段,可是只有几段被富先生们采用了:

《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济难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叹》(内容是扫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礼》(内容是赞美重庆),富贵花小姐唱。

《王小赶驴》(内容是乡民抗敌),董莲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时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赶驴》为最弱,因为董女士是唱山东犁铧大鼓的,腔调太缓慢,表现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调。于此,知内容与形式必求一致,否则劳而无功。

我也开始写旧剧剧本—用旧剧的形式写抗战的故事。这没有多大的成功。我只听说有一两出曾在某地表演过,我可是没亲眼看到。旧剧,因为是戏剧,比鼓词难写多了。最不好办的是教现代的人穿行头,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旧剧之美;按葫芦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时装而且歌且舞吧,又像文明戏。没办法!

这时候,我还为《抗到底》写长篇小说—《蜕》。这篇东西没能写成。《抗到底》后来停刊了,我就没再往下写。

转过年来,二十八年之春,我开始学写话剧剧本。对戏剧,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晓得小说与剧本有什么分别。不过,和戏剧界的朋友有了来往,看他们写剧,导剧,演剧,很好玩,我也就见猎心喜,决定瞎碰一碰。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试验而走到成功呢。我开始写《残雾》。

初夏,“文协”得到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的资助,派出去战地访问团,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率领罗烽,白朗,葛一虹等十来位先生,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

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理事会决议: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先生参加南团,我自己参加北团。

这是在五三、五四敌机狂炸重庆以后。重庆的房子,除了大机关与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为墙,上敷泥土,因为冬天不很冷,又没有大风,所以这种简单、单薄的建筑满可以将就。力气大的人,一拳能把墙砸个大洞。假若鲁智深来到重庆,他会天天闯祸的。这种房子盖得又密密相连,一失火就烧一大片。火灾是重庆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晓得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烧弹—不为炸军事目标,而是蓄意要毁灭重庆,造成恐怖。

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热,空袭的时间长,洞中的空气不够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报器因发生障碍,不十分响;没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袭,所以敌机到了头上,人们还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场,我怕被火围住。彻夜,人们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经过这个大难,“文协”会所暂时移到南温泉去,和张恨水先生为邻。我也去住了几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筹备慰劳团与访问团出发的事情。我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我老穿着这样的衣服。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

“文协”当然不会给我盘缠钱,我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

在起身以前,我写完了《残雾》。没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发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来,《残雾》已上演过了,很成功。导演是马彦祥先生,演员有舒绣文,吴茵,孙坚白,周伯勋诸位先生。可惜,我没有看见。

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到由兰州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

这次长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剑北篇》里—一部没有写完,而且不大像样的,长诗。在陕州,我几乎被炸死。在兴集,我差一点被山洪冲了走。这些危险与兴奋,都记在《剑北篇》里,即不多赘。

王礼锡先生死在了洛阳,这是文艺界极大的一个损失!

九 由川到滇

从二十九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轰炸压迫政府投降。这是个梦想。中国人绝不是几个或几千个炸弹所能吓倒的。虽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须预备下乡,而冯先生总派人来迎接:“上我这儿来吧,城里没法子写东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陈家桥冯公馆的花园里。园里只有两间茅屋,归我独住。屋外有很多的树木,树上时时有各种的鸟儿为我—也许为它们自己—唱歌。我在这里写《剑北篇》。

雾季又到,回教协会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以回教为主题的话剧。我们就写了《国家至上》。这剧本,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兰州,恩施,都上演过。他是抗战文艺中一个成功的作品。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杯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这个病,至今还没好,每年必犯一两次。病一到,即须卧倒,工作完全停顿!着急,但毫无办法。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三十年夏,疲劳轰炸闹了两个星期。我先到歌乐山,后到陈家桥去住,还是应冯先生之邀。这时候,罗莘田先生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状况,决定约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机,三个钟头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不过,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像油画。

更使我高兴的,是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杨今甫大哥的背有点驼了,却还是那样风流儒雅。他请不起我吃饭,可是也还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一谈就和我谈几点钟。罗膺中兄也显着老,而且极穷,但是也还给我包饺子,煮俄国菜汤吃。郑毅生,陈雪屏,冯友兰,冯至,陈梦家,沈从文,章川岛,段喆人,闻一多,萧涤非,彭啸咸,查良钊徐旭生,钱端升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快乐的日子。在城中,我讲演了六次;虽然没有什么好听,听众倒还不少。在城中住腻,便同莘田下乡。提着小包,顺着河堤慢慢的走,风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点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种晴朗的梦境,江南与北方混在一起而还很调谐的,只有在梦中才会偶尔看到的境界。

在乡下,我写完了《大地龙蛇》剧本。这是受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而始终未曾演出过的,不怎么高明的一本剧本。

认识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这是个最爽直,热情,多才多艺的朋友。他听我有愿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马上决定陪我去。几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们坐两部运货到畹汀的卡车的高等黄鱼。所谓高等黄鱼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钱,第二坐司机台,第三司机师倒还请我们吃酒吃烟—这当然不在协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们自动这样作的。两位司机师都是北方人。在开车之前他们就请我们吃了一桌酒席!后来,有一位摔死在澜沧江上,我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们没有停住,马上奔了喜洲镇去。大理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苍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镇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图画中。喜洲镇,虽然是个小镇子,却有宫殿似的建筑,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华中大学由武昌移到这里来,我又找到游泽丞教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们游山泛水。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而且在赶集的时候,能看到许多夷民。

极高兴的玩了几天,吃了不知多少条鱼,喝了许多的酒,看了些古迹,并对学生们讲演了两三次,我们依依不舍的道谢告辞。在回程中,我们住在了下关等车。在等车之际,有好几位回教朋友来看我,因为他们演过《国家至上》。查阜西先生这回大显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车,一天便可以赶到昆明。

在昆明过了八月节,我飞回了重庆来。

十 写与游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着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写了:

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就不多。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随冯先生去游灌县与青城山。

我真喜爱青城山。它的翠绿的颜色直到如今还印在我的脑中。三峡,剑门,华山,终南,祁连山我都看过了,它们都有它们的特点,都有它们的奇伟处,可是我觉得它们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静的人,所以特别喜欢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没能到峨嵋去!四川真伟大,有多少奇山异水可看呀!一个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够开眼的了!就是在重庆那么乱的山城里,它到底有许多青峰,和两条清江可以作诗料呀!

我爱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头一年四季总有一瓶鲜花给我一点安慰。梅,各色的梅;腊梅,各种的腊梅;杜鹃,茶花,水仙,菊,和各种的花,都能在街头买到。看着花,我想像着那山腰水滨的美丽,便有些乐不思“离”蜀矣!

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此地出煤。在许多煤矿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设备与轻便铁路。原有的手工业是制造石器—石砚及磨石等—与挂面,现在又添上小的粉面厂与染织厂。

这里的学校是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迁来的机关有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馆,儿童福利所,江苏医院,教育电影制片厂……。有了这么多的学校与机关,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外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哪知道,这样一来可就不再动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庵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在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说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又吸上了。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进城,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

十二 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励我,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更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三十三年的战局很坏,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万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抗战胜利了,我进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理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艺协会。于是,大家开始筹备改组事宜,不久便得社会部的许可,发下许可证。

关于复员,我并不着急。一不营商,二不求官,我没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处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还是写作,干吗去挤车挤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乡,这是当然的。可是,我既没钱去买黑票,又没有衣锦还乡的光荣,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写了一首“乡思”的七律,就拿它结束这段“八方风雨”吧: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四川北碚

原载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北平《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