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性別:與現實的艱難對話

    ——評林白的長篇小說《說吧,房間》
    孟繁華
    女性解放,是當代中國歷久不衰的話題,也是東方古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表徵和神話,是當代中國宏偉敘事中最強勁的話語之一。它不僅在話語實踐中大獲全勝,而且在訴諸於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創造出了比話語實踐更為鮮活的實際例證,從「鐵姑娘」、「三八紅旗手」,到「女經理」、「女企業家」,時代的變幻,並沒有妨礙將女性解放的敘事納入到既定秩序中展開,在軍營、在工廠、在商場官場情場,有人群活動的地方,必有女性矯健搏擊的身影,作為民主、平等的社會表徵,女性的成功彷彿是永遠書寫不完的壯麗畫卷,我們除了沒有女王、女總統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領域似乎都佔有不可忽略的份額——從話語權到領導權。
    但是,這一輝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並非不存有爭議,女性究竟在什麼樣的意義上獲得了解放,始終是個問題。在她們必須承擔傳統的家庭角色的同時,還必須在心理、生理上承擔現代的社會角色,儘管她們不必像花木蘭那樣女扮男裝。但是,在「鐵姑娘」那獵獵飛舞的旗幟下。在絞盡腦汁的商場與官場的角逐中,在男性話語期待的視野裡,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對自身的想像:一方面則遮蔽了她們受到的真實性壓抑。而女性這一性別,在現代詮釋的昭示下,越發變得語焉不詳面目皆非。
    女性文學崛起的諸多原因,我們不在這裡討論,但女性文學畢竟已經成為存在的事實。她們的隊伍並不龐大,但聲名顯赫,並成為這個時代最具前衛意識的文學現象之一。林白置身於這一現象當中並佔據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種不同的解讀中變幻莫測。她受到過來自不同方面的擠壓,對她的評價,在一段時期內曾曖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認為,林白是個很浪漫而富於想像力的作家,一個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從沙街走出的女性們,一開始就不在傳統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們既有些古怪又生氣勃勃,既自以為是又驚世駭俗。於是,便有了狂妄的《一個人的戰爭》、華麗的《守望空心歲月》、優雅而哀婉的《迴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寫作這些作品時,內心充盈著激情和衝動,她的人物雖然不合時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範疇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們以另外一種方式回應了流行話語對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創造的人物顯然也只是一種話語實踐,一種文本的存在形式,她們只有在林白式的想像中才卓爾不群觸目驚心。面對持久的生活秩序和龐大的、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網絡,那些生不逢時的女性只能絕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飛翔,而難以在現實的土壤上駐足。因此,從本質上說,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東方女性的當代想像。那突兀而細緻的感受和語言衝擊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學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這部作品——《說吧,房間》的內在氣質和敘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華麗變得平易素樸,以往因對女性想像過高的奢望難以實現的痛苦,變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憊,這使林白的這部作品更具現實感,更切近這個時代生活的整體情緒和風貌。如果說過去她更注重表達女性的精神歷程和內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壓抑苦痛的話,那麼,這部長篇小說則對女性的生存現實有了更多的關懷和熱情。那個被命名為林多米的下崗女編輯,再也不是自視甚高的多米或米諾,更不是優雅並充溢著詩性的朱瓊。多米雖然貧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獨來獨往隨心所欲,她無論乘上輪船還是走在山間小路,都有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彷彿已經自我放逐於社會契約之外;而朱瓊雖然在紅色暴力中驚恐不安,但那朱門廊椅秀扇清茶也總還透著另外一種優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層面與世俗生活不怎麼沾邊,這當然體現了林白在一個時期內的想像和趣味。但是,對現實秩序你可以挑戰和蔑視,卻難以逃脫它無處不在的制約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崗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而她的下崗與上海十幾萬紡織女工下崗完全不同,十幾萬紡織女工的集體下崗成了一個悲壯的事件,它是現代化過程中產業調整必須付出的代價,她們昔日的輝煌人們記憶猶新,她們的再就業和生活問題成了社會問題,並被當作焦點性新聞走上國家權威傳媒。而林多米的下崗成了一個純粹的「個人事件」,她沒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沒有聽到下崗的原因,也沒有機會進行申辯,或者說,她連這個起碼的權利都在無聲中被剝奪了。因此,當林多米失魂落魄地離開單位時,她反倒不大像一個下崗的女編輯,而更像是一個陰謀的犧牲品;繼續聘用的人可以體面地繼續開會,只有林多米一個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於是,尋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說中的核心事件。而這時的林多米不僅是個失業者,而且是一個離了婚的寡婦,一個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親。這是林多米最為真實的現實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時沒有誰注意過這一事實。無助的林多米無言地承受了這一現實,這與其說是對「改革」的理解,毋寧說是一個弱女子難以改變它的無可奈何。而這一切僅僅是林多米厄運的開始,她與這個既生氣勃勃又紛亂動盪時代的不適彷彿與生俱來,在她踏上求職的漫漫長途始,她就不曾交過好運。多次求職的失敗緣於多種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問,或因弱勢性別,便永遠地將林多米置於門外。不斷重臨的失敗終於讓林多米明白了一個道理:「多次失敗之後,我才知道這一次的失敗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問題,一切都正常之極,氣氛與提問、人的臉色,再也沒有比這更正常的了,我實在是缺少經歷,沒見過世面,把正常的事情無限放大。」但這種具有自我撫慰性質的認知,於林多米說來又意味著什麼呢!
    作者將林多米送上求職的漫漫長途並屢試不爽,恰恰隱喻了林多米無法進入這個社會、或者說被社會拒絕的命運。於林多米來說,作為一介書生,她對這個社會是陌生的,或者說她對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並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養,但這並不是一個人進入社會的先決條件,它並不意味著因此比別人優越。進入任何一個社會,除個人的才能和偶然機遇外,對意識形態的熟悉和認同程度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意識形態也是「一個人進入並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許可證書。一個人只有通過教化與一種意識形態認同,才可能與以這種意識形態為主導思想的社會認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訴我們,一個人在社會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該社會中就愈具有現實力量。」
    林多米看來沒有接受社會足夠的教化,她不會推銷自己,不會見人就侃侃而談並從容自若,進一步說,林多米面對著社會時,似乎還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潛意識中盼望著逃之夭夭,面對社會這個龐然大物,她軟弱之極。
    林白的創作歷程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她筆下過去誕生的女性與社會的不適彷彿與生俱來,她們只好選擇遠走他鄉,沙街的生活像塵封經年的故事,它讓一個個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懷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們的形象時,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歷,而不是現實履歷,她們在作者的想像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們內心都充滿了抗爭或不能認同的情緒,而嚮往於紅塵之外的另一境地。這一想像的境地並不存在。她們只要生存,就無可避免地要同這個社會發生多種聯繫,那個想像的飛地——「自己的一間屋」,其緊閉的房門終要開放。然而,當林白的人物回到現實的土地上時,她們的不適更是雪上加霜——一種逆向的拒絕不期而至。於林多米說來,她已不能想像「報國無門」這個詞,她們的期許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碼的生存保障,然而這對林多米仍有一段遙遠的路途。這時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愛我的身體,也愛我的大腦,更愛我的心靈,我愛我的意志與激情,我愛我對自己的愛,自愛真是一個無比美好的詞。」這種重新煥發的自尊與自愛,無疑加劇了林多米與社會的距離感,它仍屬於知識者的書卷氣。而這個時代,對書卷氣從來是不屑一顧的。
    與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對比的,是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南紅,作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與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觀念和方式。在這個時代,南紅雖然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但她可以憑借不斷更換男朋友來不斷更新工作,她不僅沒有知識界流行的女性觀念,自主意識,甚至沒有起碼的貞操觀念。也正因為如此,南紅似乎又是今日某種時尚的符號。她人在江湖,游刃有餘。在道德內涵十分混亂的當下,我們自然不能用傳統的道德尺度去評價她,但南紅的方式顯然也是一種非正常狀態,她既付出了女性作為人的尊嚴的代價,又終於沒有逃脫宿命般的厄運。
    《說吧,房間》雖然還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反對性別歧視的女性文學文本來閱讀,但就它表達的深度而言,已遠遠超出了這一範疇。林白在表現當下變動的時代生活時,超越了性別關懷,它為我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弱勢性別,在與現實艱難的對話中,作者沒有將歷史道德化,小說中沒有我們常見的道德敗壞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為一個青年編輯在求職的過程中總是一敗塗地,林多米彷彿陷入了一個「無物之陣」,她想要抗爭或戰鬥都無法確定自己的對象,這就使她的失敗給人一種無處訴說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當代中國現代性追求過程所隱含的巨大病灶,同時也為人物平添了無辜與無助,這也正是小說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態面對現實生活並訴諸於表達,顯示了她對當下生活的關懷熱情和強烈的參與意識,她的這一轉變和選擇,所引起的普遍關注,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南方文壇》總62期

《說吧,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