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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根纪——漂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人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不如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是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七岁,大姐、二姐已经六十三岁、六十二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在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时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粘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姐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姐——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涨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地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安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姐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被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调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料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到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势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灵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姐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姐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死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信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姐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闯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chuǎ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姐妹都喜欢玩儿,而且chuǎ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摩擦,铁板总是光溜溜的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地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唯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太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这位洋太太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姐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姐,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姐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姐四姐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1998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彳亍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姐四姐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姐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姐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姐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姐回忆: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垒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姐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十公分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工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焕章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将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

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我插播这一文件,先来印证爸爸去太原的原委,再看二姐说的: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忆: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嗳嗳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于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虑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着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里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是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坐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戆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阑尾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需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了。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逸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到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封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巴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规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ǎ’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眬眬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他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文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蛮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地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有没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汽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390号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211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链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吗?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房,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天,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桢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间,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与肉体牺牲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王晓波的母亲,实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然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为共产党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姐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残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139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京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仓促决定来台湾,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过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