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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1991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地写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透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都是图腾。我在1965年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党查禁了它,说明了一切。我1987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编者略)为了这本书,国民党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党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乱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精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1990年1月13日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专家如兄者发表此文,是李敖要毁兄之毒计,兄不可上其当!”可见陈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警醒到他们祖师爷的经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国民党太迟了,它已经维系不住了,最后只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欺欺人了。一则“限制级”的政治笑话道出了一切。笑话说有个无聊男子在“那话儿”上文了几个字,不幸感染溃烂,男子跑去看医生,经过初诊,隐约发现“三国”两字,于是要他去给护士看个清楚,护士看过后,告诉医生说,正常的时候看它是“三国”,后来它自我膨胀,就出现全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此笑话甚逗。只是国民党阳痿成性,出现全文大不易耳!作为真人,或有威而刚;作为主义,可要“黎明柔”啦!

我批孙以外,下面自然就是批蒋了。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的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光了,可是蒋介石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地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以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至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是看不起的,这就是李敖式的正义。

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声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以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在印《蒋经国传》时,崔蓉芝写信给我说:“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看了她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流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支”。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也。

由江南被害联想到蒋孝武之死,暗杀江南,蒋经国、蒋孝武实为首从关系。1989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压下来的,但是压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淫无耻的小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1991年7月1日,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以“欣闻蒋孝武暴毙”为题,写顺口溜六首志庆: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

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尿中有了糖。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

孝文前年刚入土,孝武今早死在床。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

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

飞越苏联毛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欲狂。

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

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批孙批蒋都是批人的层面,不是人的国民党自然也要特批一番。我写了《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两本书,批个痛快。我用严格的考证证明国民党所吹的“百年老店”其实都是捏造的伪历史。……国民党的一切神话统统被我拆穿,写得淋漓尽致,痛快极了。有一天,老友黄三从美国来,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搞屄。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听了,为之大笑。

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党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党党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浑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锟。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俯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仇,还得嫉恶如仇。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仇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仇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1966年11月12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于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梓之耻。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阳具毛多的怪物。阳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亓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首,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1984年2月25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王八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洵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谄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1959年5月15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1969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1969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开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三十九年3月13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1982年我四十七岁到1992年我五十七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辩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地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浑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