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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账算新账

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

对这种“敌人”的离谱,我试举一二例子。

1962年1月1日,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其中有两段话说:

民国八年(1919)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誓要想谈政治”。……

文章发表后,郑学稼在4月1日的《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来反驳我,他说:

后来胡适自己如此地说明不敢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的理由:“我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又说: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学,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我的歧路》)以“原始资料”吓唬人的李敖先生,把胡适这段话做这样写:

据我所知,《每周评论》是七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当时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的诺言,所以他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政治。(五十三期第60页)

大家都知道,李敖是收集原始资料专家,在这段只能引胡适的《我的歧路》(这篇文章远东版《胡适文存》被检察官胡适删去)中的话,不敢采取“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五十三期第58页)来对别人示威,和说不出该刊出版的日期。不仅如此,他还说:“据我所知,‘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诺言’。”李敖先生,你“据”什么确知陈、李有和胡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你吗?郑学稼问我“据”什么确知他们有不谈政治的“相约”,他怀疑是胡适亲口告诉我的,真实并没有胡适亲口告诉我的事,而是早就载诸文献了的。据1954年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页至第12页,收有1920年年底至1921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四人的通信,其中胡适回陈独秀信中,明明就有这样的一段: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可见他们“相约”不谈政治,确有此事,只因郑学稼的不学无知,所以反倒把胡适跟我的关系,疑神疑鬼起来了。

郑学稼在1970年1月出版《中共兴亡史》时,曾加引用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那是在他和我笔仗后八年的事了——笔仗当时,他大概没看过或没好好看过这部张静庐的书,所以一出手就闹了笑话,这种勾结国民党总政治部的学者的程度,可真教人叹息也!1987年7月2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