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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

余 杰

本来,老孔属于我的老师辈,我确实是老老实实地在课堂上听过他讲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老师的书,怎么能够让学生来写序呢?可是,老孔说,让你写,你就写吧,何必有那么多顾虑呢?好在我也是一个不太讲究“师道尊严”的调皮学生,便堂而皇之地拿起了笔。

第一次见到老孔,是我刚刚念大二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晚上四处奔波找讲座听的愣头青。有一天晚上学生会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博士论坛”,参加论坛的全是各个学科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博士。正听得迷迷糊糊,忽然讲台上站起一个大汉,短短的平头,一身蓝色牛仔服,声如洪钟地讲起金庸武侠小说来。这是哪路英雄?我连忙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同学告诉我,他是中文系的博士,名叫孔庆东。与台上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学者们相比,这位孔博士像一个工厂里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兄弟”,不知天高地厚地闯进了“组织部”。他讲金庸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赢得了那天晚上最多的掌声。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的是他回答学生提问时所说的几句话。有学生问,目前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厌学,精神的北大已经日益被物质的北大所侵蚀,对此孔博士有何看法?一般人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个在读博士,当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怎么敢在公开场合批评校方呢?然而,孔博士口无遮拦,历数他所观察到的北大近年来的丑恶现象,例如舞厅散场后若干女生随大款的名车绝尘而去等等,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北大,你不该如此堕落!”话音未了,掌声雷动。在90年代初的北大,我听了无数场精彩或者不精彩、相当著名的人物或者不怎么著名的人物的讲座,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随心所欲的发言,第一次遇到这样真正达到了“我口说我心”的北大人。于是,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念到大三的时候,孔庆东毕业留校了,系里的传达室里增添了一个写着“孔庆东”三个字的信箱。那时,我自己所写的作品还无法公开发表,我把它们打印好并装订成小册子,送给朋友和老师看。我很自信,我所写的一定是好东西,因此常常把小册子塞进中文系老师们的信箱中。当我看到有了一个“孔庆东’’的信箱时,就毫不犹豫地塞了一本刚编印的文集《明天》进去。不久,他就托同学捎口信给我,约我见面,一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尽管我还是叫他“孔老师”,但我更多的是把他当做朋友看待。到了我大四的时候,编印了本科时代最后的一本文集《思人》。完稿后,我请孔庆东写篇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便是收在本书中的《送余杰序〉)。再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出版了《火与冰》等集子,而老孔的《47楼207》也横空出世。世上的事情就有那么巧:我也恰恰住在老孔住过的47号楼。

老孔的《47楼如7》出版后,许多读者把他看成是“幽默大师”。这个桂冠让老孔很是尴尬。在现实生活中,老孔不是一个幽默的人,相反,他很严肃。他的文章,骨子里的东西也并不是幽默。一般人读他的“荒唐言”,觉得有趣、好笑,却很少有人能够读出他“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感受到他内心的悲怆和忧伤。我想,假如说《47楼207》更多地体现了老孔“荒唐言”的一面,那么《空山疯语》则更多地袒露出他的“辛酸泪”。当年曹翁写《红楼梦》,感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_。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今日的老孔,何尝没有这样的心绪。所以,《空山疯语》的第一篇,题目就叫《我不幽默》。老孔说,他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最好的作品却是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茶馆》等等。“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会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我不幽默。”对于老孔的被“误读”,我跟他一样痛心。为什么“被理解”是如此的艰难?

我读老孔的文章,当然也时不时地开怀大笑,但笑过之后,我常常被一种深沉的悲哀所笼罩。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则是漫长的。克里玛的作品,叙事风格轻松幽默,其目的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在《一个伤感的故事》中,克里玛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些最杰出、最有创见和创造性的人沉默了,而某些精神贫乏而最无创造性的作家和哲学家却正在受到吹捧和拔高。……他们毁坏了大量的书籍,禁止许多电影上演,搜查了所有的图书馆。他们还取消了国际新闻,尽力在广播中塞满他们的节目,以便取代外台广播,以致把语言滥用到不再像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语言。他们还废除教会、剧院、杂志、出版社、科学学会以及其他文化社团,甚至把这座城市街道上古老的鹅卵石都连根拔起来”。主人公选择了留下,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便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忽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对一种更具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渴望。他用“幽默”(它的背后是智慧)来对抗“荒诞”(它的背后是邪恶),“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之间选择你认为比较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孔的文章的钥匙。否则,仅仅是抱着“好玩”的态度来读老孔的文章,你只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47楼207》相比,《空山疯语》中的文章更有分量也更耐读,除了妙语连珠的短文以外,有不少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长文。如《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百年回眸看女装》、《金庸小说情海拾贝》等,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功力苦力。所谓“慧眼慧心”,是指他独具只眼,善于在他人忽略的地方挖掘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来;所谓“功力苦力”,是指他有坐“冷板発”的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淘出粒粒金沙来。老孔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是性情文章,他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発,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我同意老孔的这一观点,也敬佩他在日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的学院里,为了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正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老孔的学术文章,有材料、有文采、有观点、有思想、有感情,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与时下那些故弄玄虚、半文言半英文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孔有两个“情人”(这点师母早就知道,我也不妨在此公之于众)。一是北大,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两个“情人”(不过,我爱金庸,更爱古龙)。尤其是对北大的爱,我们心心相印。正如老孔所说:“我们对北大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感情,在各自的许多文章里,写到了这座永恒的校园。

当然,老孔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就像他在《送余杰序》中所说的,“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例如,他在《毛选的人格魅力》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倾向,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师生情、朋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近曰到老孔家做客,老孔已经开始命令四岁的小孔背他们孔家家传的宝典《论语》了。可是,不安分的小孔背了几句,就溜出门去找邻居家的小女孩玩去了。老孔对小孔的早熟很生气,我劝他说,此乃“好色而不淫也”,这是你们老祖宗说的。而我心里悄悄想,这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欲知老孔是否真是如此,看官请读正文。

1999年丨10月28日于京西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