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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四十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曰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人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已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人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此文发表于《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该期设有钱理群研究专栏,可与其他文章互参。摩罗先生的文章说钱理群是“半佛半魔”,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