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

  革命離不開錢,沒有錢,革命寸步難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到錢對革命,特別是對獨立自主的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而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在建黨初期,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獻來維持,這顯然絕非長久之計。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只能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各項工作。
  最初,陳獨秀,一介書生,意氣十足,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而聽命於人。他多次拒絕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臨七八年的牢獄之災。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盡周折,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並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出庭辯護,才順利地將陳獨秀營救出獄。回想連從監獄裡自救的錢都拿不出,還怎麼獨立於人,陳獨秀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地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庸,他僅僅同意黨的各部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申請經費。這樣,黨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
  陳獨秀之後,另一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全力配合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他們要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蘇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最後,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情況的毛澤東,找到獨立自主解決財源的方法,才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的思路就是建立「紅色割據」。1928年,他提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出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7】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才獲得了成功。
  依靠紅色根據地,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對紅色政權的支持和擁護,農業生產蓬勃發展,為根據地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
  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幣;第二,統一財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產與貿易。
  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財政稅收;沒有財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也不可能取得長期戰爭的勝利。同樣,統一的貨幣將有力地促進生產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