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PK中國銀行

  中央銀行乃是一國金融高邊疆的戰略制高點,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的要害,這一點蔣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銀行就成了「黨國」的重大決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蔣介石將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權看好錢袋子。只不過,這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剛剛進入寧滬地區,長江上游的武漢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軍閥仍未完全歸順,政府的財源非常有限,開支卻遠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窮得叮噹響,連本錢都拿不出,資本金2000萬元都是用政府公債充抵。
  其實,蔣介石最初對中央銀行的設計是直接將中國銀行改組,使中國銀行多年積累的信用和資源為己所用。
  不過,中國銀行根本不吃這一套。
  中國銀行此時的「大掌櫃」乃是張嘉H,蔣介石、宋子文與張嘉H早在北伐時期就打過交道。北伐時,宋子文向香港中國銀行籌款,先借了50萬為北伐之用,並電令北伐出師各軍:「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宋子文告訴蔣介石,中國銀行的實權人物是張嘉H,蔣介石便通過他的拜把兄弟黃郛,向張嘉H伸手「求援」。
  黃郛是蔣介石同江浙財閥及幫會首領聯絡的重要人物。張嘉H見到黃郛,當然早已知道他的來意,雖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和黃郛周旋一番,先打發他回去。隨後暗地裡派人去廣州探查情況,他自己則坐鎮上海指揮,在判定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再給予「經濟支持」。
  後來,派出去的人匯報「北伐軍已順利打到江西,蔣介石此時已進駐南昌」。張嘉H認為出手的時機已到,決定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便通過黃郛送去了珍貴的「援助」。1927年,張嘉H又密令漢口分行經理:「蔣抵達武漢後,可借支100萬元。」真可謂步步為營。
  當蔣介石到了上海後,籌款之事更是逐級加碼,最後提出了要借1000萬元。張嘉H對於這樣的大手筆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墊款當即一口回絕,不過他也意識到蔣介石要幹的是「大事」。張嘉H不願墊付巨款,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他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H都賴在上海,就是不給面子。
  此時的蔣介石怒不可遏,開始·中國銀行的老底,「查中行從前借與吳佩孚五百萬,張宗昌數百萬,現當我軍餉糈萬急之際,如此刁難,居心殊不可問。」並在電報中威脅道:「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蔣介石立下嚴令:1.中國銀行預購國庫券1000萬元;2.如不履行,即通緝中國銀行負責人;3.如仍無效,即沒收各地中國銀行,改為中央銀行。
  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陳光甫來勸蔣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籌款助餉,一面亦不可不顧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過急,一旦金融界發生問題,勢必籌墊無門,險象環生,於軍事前途影響極大。」意思是:老兄,你現在惹不起中國銀行!還是慢慢來吧!
  中國銀行到底什麼來頭,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裡?
  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懷當年創建的清帝國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盛宣懷本人是典型的親日派,並和日本在漢冶萍等生意上「深度過手」。因歷史淵源,其一直為北洋系所掌控,而歷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中國銀行的「大掌櫃」張嘉H,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他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後來,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創辦中國建設銀公司,試圖拉英美財團入伙,遭到日本強烈反對,而中國銀行對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始終採取抵制態度,可見日本勢力對中國銀行的影響力。除了日本後台,中國銀行大股東席家的勢力後台則是匯豐銀行,背後大英帝國的身影也不容小覷,而英日當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當年盛宣懷籌建戶部銀行時,洞庭山幫的掌門人席正甫,憑借席家壟斷15家外國銀行洋買辦職位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深入指導」了盛宣懷的戶部銀行。盛宣懷與席家已有幾十年的交情,曾聯手做掉了胡雪巖。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其股本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由私人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席正甫的四個兒子先後投資其中,長子席立功在該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後,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該行副理。【2】後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任大清銀行上海協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營口分行經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擔任漢口分行經理,後來擔任匯豐銀行副買辦長達10年。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席家成為中國銀行的幕後「東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後「東家」就是匯豐銀行。除了英資體系,席家與日本銀行勢力關係也非同尋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為日本第三大財閥住友銀行的買辦,在位長達15年,席家的女婿葉明齋擔任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長達21年。
  席家不僅自家獨攬了匯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5家的買辦席位。除此之外,席家還是其他江浙財閥系銀行的重要股東,上海的錢莊票號也唯席家的馬首是瞻。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系中的根脈之深,影響力之大,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可以不誇張地說,席家是江浙財閥體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後,則是國際銀行家的強大勢力。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系中,不僅是「東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國銀行的重要業務部門,特別是外匯交易部門。
  中國銀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一直相當於中央銀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獨立的民族資本銀行。在英、日等列強早已嚴密控制中國金融高邊疆的時代,豈有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
  蔣介石想動中國銀行的腦筋,那不是白日做夢嗎?蔣介石既無實力,更無膽量向列強叫板,畢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後,蔣介石只能放棄原來改組中國銀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銀行。
  在陳光甫的點撥下,蔣介石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還不得不有求於中國銀行。
  在此期間,正趕上張嘉H的母親去世。要知道,在這之前,蔣介石與張嘉H並沒見過面,不過蔣介石在上海金融圈裡待過,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與江浙財閥的各路人脈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蔣介石決定親往弔唁。
  弔唁當天,蔣介石突然來到張母的靈堂前,進門二話沒說,倒頭就拜,可謂是震驚四座,也給足了張嘉H面子。這一舉動,讓張嘉H好生感動,沒想到蔣介石這麼講究「浙東鄉誼」。可他不知道,對於混過「碼頭」的蔣介石來說,這一套完全沒有難度,這時蔣介石的「腰桿子」還不夠硬,籌錢拉攏人,這不過是「進門拜碼頭」的標準動作罷了。
  當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腳跟未穩,需要取得列強的承認,而這件事只能求助於張嘉H。張頻繁會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領事,為南京政府的外交牽線搭橋,期間就連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談判也是在張嘉H的家中進行的!
  而「墊款」一事,蔣介石最後派出嫡系人馬,由張靜江和陳光甫從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嘉H前後思量,感覺蔣介石要做大做強勢不可擋,也許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後才答應了由中國銀行分期墊付1000萬元經費,並且由江浙財閥出面牽頭,通過上海商業聯合會先認繳了500萬元。
  「四一二」事變之前,中國銀行已經為北伐提供了高額贊助,可見中國銀行為北伐立下了「汗馬功勞」。而當時中國銀行的漢口分行,也給了武漢國民政府1650萬元的巨款。不難想見,財閥們也不是一頭賭的,雞蛋不能只放在一個籃子裡呀!在此後的「寧漢合流」中,中國銀行也同樣發揮了作用。
  其實,張嘉H不過是前台跑龍套的,背靠大樹的人自己並不是大樹。蔣介石求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背後的列強勢力。後來,迫使蔣介石下野的江浙財閥,背後也同樣是列強的能量。
  不過,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國際銀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一步步地奪取國際銀行家控制下的德國中央銀行大權一樣,蔣介石從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銀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時間,才將中國銀行控制權奪了過來,正式確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銀行的權威。而從1933年開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最終將中央銀行的大權搶到手。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