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金融集權:「廢兩改元」與「四行兩局」

  蔣介石明白,要想實現金融集權,僅有中央銀行還不夠,關鍵是要統一貨幣。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會有統一的財政,也就不會有統一的政治與軍事權力基礎。而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必須首先確定貨幣本位。
  為了實現貨幣本位的統一,南京政府決心推行「廢兩改元」,將貨幣本位由銀兩改為銀元,所有紙幣對應的價值基礎均統一為銀元計價。
  當時的中國,銀兩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門,交易買賣中的銀兩換算工作十分困難。而各種銀元也十分複雜,市面通用的銀元,有早年外國商人帶進中國的西班牙銀幣——時稱「本洋」,英國人最初做生意時,所用收的就是這種「本洋」。後來「洋莊」的業務越做越大,於是墨西哥銀幣——時稱「鷹洋」,也逐步在中國通行起來。【6】中國各省也鑄造了不少和「鷹洋」相似的「龍洋」,再加上各種仿鑄的銀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流通中,各種銀兩、銀元、銅錢之間的換算相當麻煩,而怎麼兌換則是由錢莊說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銀兩全部廢除,阻力主要來自於錢莊,錢莊就是干銀兩、銀元和銅錢兌換業務的,統一貨幣,錢莊會失去兌換權,也就失去金融話語權。當然,蔣介石後來要搞金融大一統,錢莊這些「小蝦米」自然是要收編的。
  對於銀元作為貨幣本位的問題,國民政府也算早有認識,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研究會,由宋子文主導,認為要廢除銀兩改用銀元,需要分步驟地推行。宋子文開始著手改革貨幣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參與了「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是一項難度極大的系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中國的銀行和錢莊,還牽涉到外國銀行以及外匯的兌換。作為中央銀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從方案的設計到具體的實施,再到疏通協調各方,無不事必躬親。
  就在第五次「圍剿」的前夕,在蔣委員長的親自督導下,1933年4月,「廢兩改元」終成正果。
  貨幣本位的統一,使得蔣介石貨幣統一的步伐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接下來,他要徹底控制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樹立中央銀行的權威,完成金融集權的全面佈局。
  於是,蔣介石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措辭嚴厲:「國家社會瀕於破產,關鍵乃中交兩行,若不斷然矯正,革命絕望而民生亦被中交兩行斷送。」矛頭直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只不過是個陪襯。
  1935年3月27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1億元金融公債發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資之款。隨後強行「改制」中國銀行,改總經理制為董事長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宋子良和杜月笙等進入了董事會。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總股本擴張為4000萬元,官商各半,使官股從原來的5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張嘉H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把張嘉H給架空了,只給他留了個頭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H一無所知。隨後蔣介石以同樣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銀行,到了4月,交通銀行修訂章程,官股占比改為63%,交通銀行也被「官辦」了。
  對於蔣介石驅趕親日的張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極為不滿。在日本住天津總領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參事官的密電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據某要人密談:把張公權(張嘉H)由中國銀行趕走,這是因為蔣介石為了討伐共匪及擴張軍備,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收支每月出現了2500萬元的赤字,每年赤字達3億元。這是孔、宋兩人為了加強蔣介石政權而策劃的……歸根結底,他們所策劃的,是在統制金融、整頓通貨的美名下,謀求(貨幣發行權)的統一,從而使南京政府的勢力能夠統一地發行不兌換紙幣……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氣正在日益高漲的時候,只為了孔、宋等,要把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張公權趕走,簡直是個莫大的笑話……」
  拿下中交兩行之後,官僚資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國金融業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後來加進來的中國農民銀行;二局是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H被迫辭職,和中國銀行脫離了關係,從這一天起,中國銀行淪為官僚資本的工具,這也正標誌著中國自由資本時代的結束。鑒於張嘉H在社會上的影響和日本方面的情緒,蔣介石還是有所顧忌。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後,又把張嘉H列入內閣成員中,任命了個部長,後來張嘉H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部長職務,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對私有資本的清洗才剛剛開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銀行的蔣介石,再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積聚大批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並一次性向該三行兌現,製造擠兌風潮。
  中國通商銀行是三行中發生擠兌的最後一家,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是當年盛宣懷的心腹總管。他事前已估計到蔣介石要來這一手,就乞求通商銀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幫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們撐腰,不要害怕。」
  事實上,傅筱庵恰恰落進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著胸脯道:「缺多少頭寸,儘管來拆,這點小忙,做小弟的應該幫,但是你還得做好充分準備。至於上面,盡力見機行事。」
  傅筱庵決定把即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友情」出讓。請杜轉達「上面」予以收購,杜月笙一口就答應了。
  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收購了這座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並連夜動工把大廈的招牌給掉換了。
  外界立即盛傳,中國通商銀行要倒了,連大廈都賣了。而這時中央銀行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傅筱庵還沒摸到賣樓的錢,就被宋子良轉給了中央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節前夕,傅筱庵拼湊了一些有價證券,向中央銀行要求抵押貸款300萬元。沒想到,過了端午節,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賬上沒有頭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無效。這時杜月笙繼續在外邊大肆散佈,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存戶紛紛提款擠兌。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幫助維持殘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氣了一番。最後,傅筱庵雙手捧著通商銀行資產清冊,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舊股折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財政部只同意舊股按一成半折價,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復興公債」撥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長。這應該是黨國給予青幫的部分酬勞,而沒能「與時俱進」,仍與政府抗爭的江浙財閥,則被蔣介石徹底「玩」廢了。
  搞定了這一堆銀行,還剩下一個農民銀行,它的情況就比較特殊了。中國農民銀行是由四省農民銀行改組而成,蔣介石親任董事長,私股都掌握在蔣本人或蔣的嫡系人馬手中,該行為蔣的需要隨時印發鈔票,而且發行準備金不在監察之列,蔣介石把農民銀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後花園」。後來英國財政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要求對中國銀行業準備基金進行檢查時,孔祥熙通知農民銀行配合辦理,沒想到蔣介石大發雷霆,叫喊道:「難道我連這點權利都沒有了嗎?!」
  根據斯諾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銀行可能暗地裡有鴉片收入。全國禁煙局每年收入將近2億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則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由於農民銀行的業務性質「曖昧」,所以在幣制改革時沒有賦予發鈔權,但是農業銀行很快和三大行並列,並擁有了發鈔權,顯然是蔣介石在背後促成了這一迅速改變。
  推動政府進一步操縱私營經濟的關鍵人物是宋子文,他辭去財政部長後繼續保留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職務,這個機構的基本政策由蔣介石決定,宋子文則承擔著「日常工作」。後來宋子文成為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掌握了幾乎占中國銀行業1/4的資本支配權。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並以建設銀公司為大本營,對工商業進行廣泛投資,包括棉花貿易、化工工業和汽車製造等方方面面的產業,宋子文利用職權增加他本人和他親屬的私人投資,最終控制了數量龐大的企業。
  「耳光事件」後,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繼任,同時孔祥熙還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職,被蔣介石認定為「身邊的人」。中央銀行董事會曾通過一項計劃,將1億股票中的4000萬售給商股,孔曾向蔣「徵求」過認購私股一事,但事實上,中央銀行股票從來沒有向「私人」出售過。蔣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權,怎麼可能減少對這個關鍵機構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銀行體系掌握著保險業,他自然也要搞個「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託局,主營信託和投資業務。孔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大兒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實際掌握業務及人事大權,把中央信託局辦成了孔氏家族買賣軍火、走私貪污、搜刮外匯的專門機構。
  宋子文掌握的中國銀行體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體系,在重要決策方面協調配合,相得益彰。中國的金融體系經過一通眼花繚亂的大洗牌後,成為了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的囊中之物,當然,這堆人裡面,也包括蔣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