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的最後掙扎

  惡性通貨膨脹只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民對政府紙幣的徹底拋棄。法幣破產的根源在於嚴重的財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稅收多出了10倍!印刷鈔票就成了彌補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來,紙幣信用將很快破產。當人民不再相信紙幣時,物價上漲的速度甚至比印鈔票的速度還要快。1947年上半年,紙幣發行增加了3倍,而米價卻上漲了7倍,人民不再願意將商品換成紙幣,商業和生產由於缺乏可信的通貨而陷入萎縮,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稅收。人們已經把紙幣當作是燙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拋出,換回實物產品,因而物價飛漲,惡性通脹一發不可收拾。同時,惡性通脹導致了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中下階層更加仇視當局,騷亂與暴動此起彼伏。
  而財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蔣介石所發動的全面內戰。戰爭消耗嚴重損耗了國民政府的財力,到1947年,國民政府的軍事開支占財政支出的一半!戰場的不斷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對政府紙幣的懷疑。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法幣走向了最終的崩潰。
  為了收拾法幣殘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圓券改革。既然法幣已經沒有信用了,必須發行新幣,以重建貨幣信用。冀朝鼎引經據典,大講特講當年德國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馬克取代魏瑪馬克,從而一舉扭轉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超級通脹。他說得頭頭是道,聽得高官們頻頻點頭。於是,1948年8月20日,蔣介石進行了號稱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幣制改革——金圓券改革。【21】金圓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圓為貨幣本位,以40%的黃金、白銀、外匯和60%的國有資產為抵押,來發行「十足準備」的新貨幣,發行上限為20億;停止法幣流通,並以1金圓券兌換300萬法幣來回籠舊幣;限期收兌民眾的所有黃金、白銀和外匯,老百姓不得私自擁有金銀和外匯,違者一律沒收充公。同時,人民在國外的存款必須登記申報,否則就是判刑和財產沒收。
  這基本上就是明火執仗地搶劫了。老百姓並不傻,聽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貨幣了,早就對政府喪失信任的人們立刻撲向他們能夠買到的一切東西。
  《大公報》10月7日報道:「北平市面日益惡化,搶購之風瀰漫全市。米麥糧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煙黑市漫天叫價,一日數變。市民見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詢。日用品等均成奇貨。」
  首都南京的情況也不妙。《中央日報》報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陣搶購風之後,市面上什麼都空了……主婦們早上已經不能再從小菜場買到她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豬肉早已絕跡,魚蝦雞鴨,也都跟著豬肉『隱退』了起來,南京的菜市,是標準的蔬食市場,除了豪門以高價求諸黑市外,市民們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義。」
  在市場最繁榮的上海,搶購同樣是民眾對金圓券的回應。《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紹了上海搶購的景象:「剛巧是星期日,激動了上海人的搶購風潮。南京路異乎尋常得熱鬧起來,人頭攢動,好比螞蟻搬家,馬路上只見一群群挾著一包一包貨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貨商店、綢緞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擠滿了人,這些人可以說還算是有剩餘購買力的。一般小戶人家,則競向糧食、醬園、柴店、南貨店購買米、油、醬、糖、肥皂等日用品。一連十天光景,店家的櫥窗全都搶空了。走進大小商店猶如進了冷廟,雖有觀光的香客,但沒有菩薩,這種局面苦壞了家無宿糧的人家。他們滿街奔跑,到處排隊,還是顧到了頭,顧不了腳,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號稱國際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癱瘓病。」
  蔣介石許諾的「十足準備」不過是一個騙局而已,其40%的金銀外匯早已不足額,60%的有價證券只是幌子,國民政府將幾家國有企業的空頭股票充作準備金,連這幾家企業的股票發行都無人問津,其價格卻被高價計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億金圓券發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達到83億;1949年1月,突破208億;4月突破5萬億;5月達到驚人的68萬億!
  各省已經紛紛脫離中央的金圓券,自己發行銀元和銅元。當解放軍打過長江時,國民政府的貨幣體系已經徹底崩潰,財政完全癱瘓,軍隊瀕臨瓦解,蔣家王朝已經窮途末路。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冀朝鼎參與設計的「金圓券改革」的重磅「餿主意」,終於葬送了「黨國」的江山!
  在徹底喪失民心之後,「黨國」窮得就只剩下錢了,最後只能帶著250萬兩黃金退到了台灣地區。
  貨幣是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系統,在貨幣上動手腳,出損招,將會改變社會的財富流向,從而激化社會矛盾,破壞政府信用,喪失民心士氣。貨幣又是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貨幣敗壞將瓦解經濟,癱瘓財政,摧毀貿易,顛覆市場。冀朝鼎將「與民爭利」這一超級病毒,直接注射進國民黨的貨幣血液,進而在整個經濟體內循環,直接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從這一點看,冀朝鼎貨幣戰爭的殺傷力,不亞於戰場上的百萬雄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