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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胜利者

1

  早些时候,我和梅子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她的娘家去。从我们简单的小窝到橡树路,一开始还算是一段愉快的路程,尽管那儿对于我还多少有些陌生。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挪挪窝儿,需要换一下节奏,需要来来去去——我发现这个城市里差不多人人如此。

  在这拥挤的街巷里,岳父一家真是最大的幸运者了——也可以叫做“胜利者”——只有胜利者才能住在橡树路上,拥有这样的一处居所。他们竟然占据了一个独院;尤其让我羡慕的是,这院里还有一棵高大的橡子树。

  “这棵橡树是谁栽的?”我问。

  胖乎乎的岳母抚摸着粗糙的树皮说:“不知道,前面住这个院子的人也不知搬到哪去了。有人说这棵树有几十年上百年了,我们进城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的。”

  “那么它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一棵树了……”

  梅子笑了,岳母也笑了。可是她们刚刚笑过就严肃起来。

  我心里却在想:这棵高大的橡树很可能就是那些“失败者”栽下的。我很喜欢这棵橡树,我曾对梅子说:“如果没有这棵橡树,你们家的吸引力可就差多了。”梅子蹙蹙鼻子。

  那时岳父已经离休一年多了,岳母虽然不到离休的年龄,可实际上也早已不上班了。在这个小院里,她已经有滋有味地奔忙了二十几个年头。她说自己有病,而且很重。岳父也这样讲。可是我从她的言谈举止、从她的气色上看,她比同龄人都要健康得多。

  “都是战争年代给弄坏了的。”岳父说。

  这是一对参加了战争的人,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站在他们面前有点儿愧疚或自卑。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场神秘而奇特的经历,我自己就常常对具有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些复杂的情感。这是迷惘和好奇,有时甚至是一种向往。谁知道他们杀没杀人呢,看样子不会。但战争是无法诠释的,战场上发生什么都是无法预料的……梅子的母亲很会管理家庭,院里栽满了花。这个院子很大,大得都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座城市像一座蜂巢,到处分割成很小很小的格子,各色人等就在这些密集的孔洞里钻进钻出。而岳父他们这一类人却有办法在这中间活得挺好,闹中取静,可以开拓出绿蓬蓬的一个大空间,真是个奇迹。瞧岳母在院子里用鹅卵石精心地铺了几条甬道,这样下雨天也可以在花圃里来来去去。四周的泥土都被翻松了,有的地方还种了一点儿蔬菜,但大多还是她喜欢的各种花草。秋天,橡树落下了圆圆的橡子,她把橡子一颗颗收拾起来,装在一个纸盒里。那些橡子像板栗一样,但比板栗更光滑也更饱满。有人到这个小院里来玩,岳母就把这些橡子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然后回家塞给自己的孩子。

  这座房子一共有六大间,有高敞的阁楼;最东边连接的几间厢房直接通向了阁楼。那厢房是原来梅子居住的,现在空着并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几间厢屋里。我觉得惟有这儿才能让我感到一点点亲切。这几间屋子透露出很多梅子做姑娘时的秘密。比如我可以看出,她很早就是一个喜欢收藏一些小玩意儿的人——在屋子里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角落里,直到如今还塞满了一些小贝壳、一些挺好的图片、各种各样的书籍。被遗留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多年以前的画报。有几份外国画报让我很感兴趣,上面的图片印得也好。我常常翻着这些画报看上很久。当我提出把它带回我们家的时候,梅子却不同意。她想在这里保留一些青春的印迹吗?这里甚至还有她过去的很多照片,我从前大多没有见过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当然幼稚可爱,只不过嘴角上透着一股少见的拗气。今天她成熟了,但这股拗气不是消失了,而只是被她成功地掩饰了。大约有两三张照片上,她留了男孩似的头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俊少年。有一次我正看着,岳母走过来伸手指点着说:“那一年上她脸上生了一种东西,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机关上的一个人从保姆那儿讨来一个偏方,说把一种东西烧成灰,用香油调了搽在脸上……你那时见她就好了,你想想她那个模样吧。”“涂了多久?”“涂了一个月,一个月她都是一个小黑鬼儿。”梅子进来说:“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2

  不论怎样,我在这儿总有一种做客的感觉。这毕竟是梅子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是这座城市里的那个小窝吗?那个小窝也是岳父给找的。如果没有梅子一家,我在这座城市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那样我就只好长久地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了——那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那个集体宿舍又潮湿又窄巴,竟然住满了五个人。虽然当时大家都想尽量处好,可最后还是弄到争吵起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会偷东西,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五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丢点儿什么。

  我对岳母说起这事儿时,她说:“那还不好办吗——你们要学会侦查。”

  “侦查了——到最后觉得谁也不像。有一次我新买来的一件汗衫也给丢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找不出谁是小偷,大家就互相怨恨。有一段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偷……”

  梅子笑起来。岳母毫无幽默感,皱着眉头抬起眼睛:“你拿过别人的东西吗?”

  这一问,连梅子的表情也严肃了。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拿别人的东西?”

  “乱弹琴!”岳父从一边踱过来,“乱弹琴!”他那两只很嫩的手指在桌子上弹了两下。奇怪的是他这么大年纪了,脸上已有了黑斑,一双手还是这样娇嫩。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我看着这两只手,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比起这个独门独院,我们的那个小窝太逼仄了,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办法,挖空心思扩大空间。后来我和伙伴们终于一块儿动手,给它修补和增添了一点。当时街道上对机关宿舍管理并不严,我们就钻空子,在门前的一侧搭了个棚子,而且还开了个小窗,这样朋友多了就能坐在棚子里喝茶……那一回梅子差点儿没给气死。她说那个加了棚子的小窝简直不像样子,说它更像一个狗窝或者一个狼窝……好在那个棚子没有多久就因故毁掉了。

  我很少到岳父的其他房间里去。除了待在梅子过去的那几间、在院里玩耍,再就是到中间那个大些的客厅里去坐。可常常只是坐上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客客气气地走进来——他们都是岳父的朋友,谈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岳父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谈话,待不了多久就要激动起来——那时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沙发,在屋里走来走去。有许多时候他的模样是愤愤不平的。我由此断定,他的这些朋友从养生的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他们只会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我有一次听了几句,对梅子说。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不会理解父亲他们这一代的。”

  我点点头:“他们也不会理解我。他们……”

  我的口气中有难以察觉的一丝不恭,但还是被梅子捕捉到了。她每到这时候就有些冲动,说:“你算什么!你还不如他们小脚趾上的一点儿灰呢……”

  梅子脸上没有了笑容。我知道这种奇特的比喻真需要一副好头脑。于是这种巨大的侮辱不光没有使我发火,还让我笑起来。我问:

  “他们小脚趾上的灰是金粉吗?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山里、在平原上打击敌人,端着枪。我们脚下的泥土渗进了先烈的血啊。他们流血流汗,我们今天才能……”

  像背诵一段课文。不过难得她这么激动。我不愿再刺激她了。我得设法缓和一下,于是就嘲笑起她那些头发削短、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照片……

  可梅子就是不笑。她再也不笑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岳父那间屋子里去了一下。

  那儿是他的一间办公室。他离休以后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于是就在家里搞了一间。这办公室据岳母讲是完全仿照他在机关上的那个大套间搞起来的。只是写字台略小一点,其他差不多处处一样:书架放在什么位置,桌子放在什么位置,都与过去一模一样。这是整座屋子中最宽大最明亮的一间了,用它搞了这么一间大办公室,我觉得既有趣又可惜。岳父告诉我,他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像离休前那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必定按时坐到写字台前。

  “您忙了一辈子,平时出去走走多好,或者到小院里搞搞花草……”

  他瞥我一眼。我于是闭了嘴巴。

  3

  我发现岳父的胡碴还没有全白,就像他的头发一样,黑白间杂。我想等它们全白起来的时候,他也许就会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比如这脾气,就会好一些。无论怎么说黑胡碴是残留的一点青春,它透露出人的火气和拗性……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铺了毡子的书桌,他就在那上面画画和练书法。他练的是“颜体”,很胖,就跟他的体形差不多。

  “我喜欢颜体。”岳父说。

  他把临摹的字一张张摆出来。那当然还不能算什么书法作品,但的确是写得一丝不苟。他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些字,还伸出手去抚摸。到后来我们终于谈得投机起来。因为我随便诌了几句关于书法的术语,他高兴了。他接着把藏在小柜里的几件书法作品拿出来——那全是他选中的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些字写得很难看,只是装裱得很好,用了全绫子。“书法作品怎么可以轻视呢。”我一边欣赏,一边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梅子走过来,贴着门框站着。她为父亲补充说:

  “它们参加过老干部书画展,得了一等奖!”

  我点头。那上面大多写了一些古书上的现成话,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

  岳父特别爱写一个很大的草书“寿”字——它大约有两尺见方,装裱后尺幅更大,要两人以上才能展开来。

  岳母说:“我喜欢这个‘寿’字。他去年才学会写这个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声,把“寿”字放起来……

  我们继续欣赏书法作品。岳母离开了一会儿又走来,对着男人耳朵上咕哝了几句。我知道客人来了,就随岳父走到客厅里来。

  进来的人是一个比岳父还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头儿。他的头发白了大部,但两眼炯炯有神;一条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虽然很厉害地佝偻着,可这会儿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4

  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