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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

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

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力,我们有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予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

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的,还是左右逢源的。

大师和玛格丽特

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第二百八十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第三百一十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共五百八十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

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

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

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讯,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六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第二百八十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

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

这时候二百八十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

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联结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联结,直接就是中断。

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

《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

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

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赋,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耶稣、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

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

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

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

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

于是她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貌,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

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

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因为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幽默与现实

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地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

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在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

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