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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

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逃到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以通行的学术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但很快就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探询都依附着一条极不安全的生存底线,因此,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在这之前,我们被灌输的都是生存意义,而不是生存状态。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然后,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