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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南移,而海南岛首先领受的却是一些文化水准很高的被贬文官,他们为这个岛留下了很多东西。

例如,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或许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李德裕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尊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 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这“五公”先后上岛后,日子难过,心情不好,成天哀叹连连。但是,只要住长了,就会渐渐爱上这个地方。宋朝的副宰相李光在这里一住十几年,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希望建设一个儒学小天地,甚至幻想要在琼州海峡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接起来。

“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人品学识都很高的人士被流放到海南岛,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可以不说唐宋君王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莫大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谁知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他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华文化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南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他经常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那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因为他与房东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他还有好几位黎族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就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

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了两句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对海南岛来说,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日子试试看。

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挥手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轻轻慰抚。

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要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