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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山西票号乃至整个晋商的败落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它们败落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活力,并没有创建新的富裕和繁华。

社会改革家们总是充满了理想和愤怒,一再宣称要在血火之中闯出一条壮丽的道路。他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是正道,终究还要与民生接轨,那里,晋商骆驼队留下的辙印仍清晰可辨。

在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他们一直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他们立誓要带领民众摆脱贫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摆脱贫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剥夺富裕。要使剥夺富裕的行为变得合理,又必须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当富裕和罪恶真的画上等号了,他们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为那里全是罪恶。这样一来,社会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无处靠岸的孤舟,时时可能陷入沼泽,甚至沉没。

中国的文人学士更加奇怪。他们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他们喜欢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但朝廷对他们又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在苦思冥想中听到有骆驼队从窗外走过,声声铃铛有点刺耳,便伸手关住了窗户。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

秋雨注:此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经整整十九年了。发表时被评为中国第一篇向海内外报告晋商和清代商业文明的散文。由这篇文章,我拥有了无数山西朋友。平遥民众为了保护我在文章中记述的城内遗迹,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区,作为搬迁点,市民新区竟命名为“秋雨新城”,真让我汗颜。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几个无事生非的人突然针对了我,山西的报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山西应该对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围起了一道保护我的墙,让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