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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但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盟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