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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尴尬,责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中华文化在近代的不适应。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传统、半国际半乡土的特质,使他们成了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异数。照例,成为异数的命运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点明白,当时的中华文化在国际近代化进程中更是异数,异异得正,因此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劲儿。

在我看来,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质意义上,是十三世纪的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精神意义上,是十七世纪的官员科学家徐光启。黄道婆使上海成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中心的商贸重镇,而徐光启则以惊人的好学和包容游走在科学、国学、朝廷、外邦之间,为后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组合体。你看,他那么认真地向欧洲传教士们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测量学、水利学,自己参与翻译,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当上了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与此同时,他居然还一丝不苟地编写了中国农业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农政全书》和天文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祯历书》。他去世时,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文。这么一个贯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饮食起居上又非常节俭,未曾有过中国官场习惯的铺张浪费。

他提供了一种历史可能。那就是,中华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遇到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启以自己的示范表明,如果两方面都采取明智态度,就有机会避开大规模的恶性冲突。

可惜历史走向了另一条路。但是,就在恶性冲突之后,西方列强在上海发现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族会聚地,叫徐家汇。当初徐光启的示范没有被历史接纳,却被血缘遗传了。西方人对此深感惊喜,于是,徐家汇很快成了传播西方宗教、科学、教学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遗传,又变成了历史。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遗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儿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做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尔在广播电视里听到宋庆龄、宋美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多年来上海的“官话”,主要是山东口音和四川口音。一个上海人只要做到了副科长,憋出来的一定已经不是上海话。

由宋庆龄、宋美龄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商议各种文化事项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