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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伴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换哪几次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一个人的轻声询问立即引起全车一场热烈的大讨论,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观。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请注意,两方争执的金额差异,往往只是几分钱。他们在争执激动时一次次掐灭又一支支点燃的外国香烟,就抵得上争执金额的几十倍。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比较,大半出于对自身精明的卫护。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名声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如果乘客说“两张七分”,就有一点污辱了售票员的智商,因为这儿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种可能。你说得快,售票员的动作也快,而且满脸赞许;你说得慢,售票员的动作也慢,而且满脸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群体性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态过于痴迷,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精英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们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

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这种情况我们在上海文化中频频能够看到,而且似乎已经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也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以取得的效果。这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